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红旗颂》有了最新定稿版本，由今年90高龄的原作曲者吕其明亲手谱写而出。5日，这位国家一级作曲家，戴着一面红旗胸章，走进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厅，将刚刚出版的这部管弦乐序曲总谱和分谱赠予音乐学院师生。作为10岁随父抗战的烈士之子，吕其明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年轻时完成《红旗颂》初稿只用了7天，但修订完善这部作品却用了54年，这是半个多世纪来《红旗颂》的第7版乐谱。

一手拿枪，一手拉琴，这是吕老一生成就的最大梦想。从今年开始的最近一次定稿过程中，与吕老交往20多年的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费维耀这次也是头一回知道，吕其明最最心爱的小手枪和小提琴究竟是怎么来的。

【陈毅珍贵礼物，转赠儿子小手】

“解放军进上海，都是睡马路的，”吕其明坦言，70年前的5月26日，也就是自己19岁生日之际，他作为华东军区文工团一员，倒并没有露宿街头，全团26人在老北站候车大厅的条凳上过了第一夜。

次日，他们一行分为3个方阵，前有演员及美工，中有电影放映队，后有他们的军乐队，从北站一路开拔，走在上海滩大马路上。队伍中，除了吕其明，还有朱践耳、曹鹏，日后也成了音乐大家。

吕其明这个小伙子，一身戎装，皮带、绑腿、布鞋之外，还别着一把号称“掌心雷”的德制小手枪；而他的军用背包上，也加了一个小提琴盒子——老百姓一见惊奇：“土八路还用洋玩意？”

吕老笑着说，他的第一个梦想还真不是音乐梦，而是“小人小马小刀枪”的梦。家在安徽无为，吕家秀才之家，吕父兴学办报，当地影响不小。那是1938年，抗战烽火中，来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张云逸将军拜访父亲吕惠生，商谈抗日大计，为军募集资源。

里屋大人谈着，屋外四五个警卫员就和吕其明这个七八岁的小孩呆一起。在吕其明眼中，新四军叔叔配着手枪和弹夹很是神气，心里感觉痒痒的。于是，叔叔退出子弹，把枪交到他的小手上，并告诉他：咱部队也有小兵哦。这当兵的种子，就这么种在了心里。

1940年，国共合作形势告危。吕其明父亲在国难当头之际写下绝命诗，也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于是，父亲带着全家投奔新四军，走了20多天来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说来也巧，团里正排三幕歌剧，需要一个10岁左右的小演员，来演逃难场景。在旁看戏的吕其明，被一眼相中。母亲有点犹豫，征求父亲意见。吕惠生一言定调：“让孩子去部队里锻炼锻炼是好事。”不仅吕其明，还有他12岁的姐姐，都加入了抗日剧团，当上文艺兵，出演农村剧。

在父亲吕惠生带兵转战江淮之时，陈毅军长特意赠予他一件珍贵礼物。那就是德国制造的袖珍型手枪，多被特工置于掌心，人称“掌心雷”。据说，弹头还能藏毒，可以枪枪毙命。父亲爱子心切，将陈毅这份大礼，连同五六十发子弹，转送给11岁的吕其明。

“从那时起，这把枪我贴身带了整整9年，站岗放哨全靠它，一直到跟解放军进上海。”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其间，1945年，44岁的父亲被捕日伪狱中，成为皖北革命一代烈士。上海解放后，按照统一军令，全队上交所有武器，“掌心雷”这才离开吕其明的手。

【月下听琴贺绿汀，“赶紧让爸爸买琴”】

在以“城市音乐文化叙事”为专题的上海师大“光启音乐大讲堂”上，与音乐师生说起音乐梦，吕其明更是壮怀激烈。“我从小喜欢音乐，算是一个天性，而走这条路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命运的安排。”但他直言，就喜欢音乐却不爱好舞蹈，自己平生至今没有跳过一次“澎恰恰”，“连结婚时也没跳过，婚礼一结束就和爱人一起溜了。”

上世纪40年代，抗大搞了文化队，才11岁的吕其明被分进普通班。但小小年纪，却不甘心学简谱，经常溜到音乐系听课，“从吹笛子到吹口琴，那3个月是我最初的音乐教育。”后来，随军到了淮南进驻根据地。

或许天赐良缘，1942年时，贺绿汀前往延安途中，因战时交通受阻，在淮南待了3个月。有一天，文工团团长说，“走，咱们到村头欢迎一位教授。”吕其明就跟着去了，只见贺绿汀中等身材，着蓝色中装，很是清秀。“他骑一匹枣红马，马上挂着小提琴的盒子。”这次初见，吕其明终身难忘。

贺绿汀当年身体不好，但对于组织上“开小灶”的条件坚决不要，整天和大家一起吃。从教乐理到教合唱，听大教授的课，真是三生有幸。“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吕其明说着说着，就哼起了贺老的经典作品《游击队歌》，“歌里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声部，我现在都还记得……”

一天夜里，皓月当空，吕其明远远听到小提琴的声音。顺着琴声，他来到一棵大树荫下，只见贺绿汀正在独奏。“不敢惊动，就保持着十多米距离，”吕其明感慨万千，“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那一刻，我就入迷了，听傻了。”

贺绿汀一曲终了，转头发现一个小孩坐着，于是攀谈起来：“你有多大了；爸爸干嘛的……”听闻吕其明12岁，正是拉琴的时候，贺绿汀说：赶快让爸爸给你买琴。从此，对于小提琴，吕其明就得了“相思病”。“我不太敢讲，贺老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恐怕真是如此……”

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吕其明所在部队解放山东一县，钢琴、留声机、唱片等都成了战利品。团里分管乐器的老师，终于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从《致爱丽丝》到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又一次让吕其明听得如痴如醉。“那时就想，贝多芬太伟大了，我什么时候也能写曲子啊……”而且，这支文工团里独有的电影放映队，放到哪儿都是人山人海。比如《列宁在1918》等前苏联影片，从银幕正面到背面，上万人集体观看，也让吕其明开始对电影音乐情有独钟。

上海解放后，根据上级安排，文工团二团继续南下福建，而吕其明所在的一团则脱下军装、就地转业，为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电影配乐。后来，又组建起上影乐团，让吕其明从小提琴师变成了著名作曲家。

至1965年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会议上，贺绿汀、丁善德、孟波等音乐界前辈们提议，邀请时年35岁的吕其明为当年“上海之春”音乐节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军队的作品。于是吕其明携着红色基因，带着家国情怀，化为每个音符，作为中国作曲家自主改造并利用西方音乐体裁，以“世界通用语”讲述了这个流传至今的“中国故事”。

不过，他谦称“当年作曲功力还不太够，没有达到‘一锤定音’的级别”，考虑到“大家已经听习惯了”，一下子改太多又会影响《红旗颂》在群众心目中的辨识度，就采用了循序渐进、逐步修订的办法，从当年的青年才俊改到了如今的耄耋老人，将《红旗颂》定稿献给新中国70年。

【链接：吕其明音乐人生】

1940年5月参加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此后九年在部队文工团从事音乐创作，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任电影作曲，1959-196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作曲和指挥。

从影以来，陆续为《铁道游击队》《红日》（合作）《白求恩大夫》《霓虹下的哨兵》《南昌起义》《庐山恋》《城南旧事》《焦裕禄》等二百余部（集）电影、电视连续剧作曲，同时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诗《铁道游击队》，管弦乐组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弦乐合奏《龙华祭》等十余部大、中型器乐作品以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合作）《大实话》等三百余首不同题材和形式的作品。

1980年以来，获得数十项国内重要音乐创作奖，如《城南旧事》获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电视剧《秋白之死》获1988年第八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音乐奖；弦乐合奏《龙华祭》获第二届“金钟奖”。2007年获中国电影音乐“终身成就奖”；2009年11月获“上影六十年，杰出电影艺术家”称号；2010年5月获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特别贡献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