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的团队了参与国家发改委的长三角区域规划项目的编制工作。2014年，陈雯团队接手了国家发改委委托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研究和编撰工作。不久前，陈雯团队又参与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有人问陈雯，长三角规划已经做了两轮，为什么还要做？“因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出现的体制机制掣肘，在前两轮规划中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陈雯解释，“这是最需要解决，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回头来看，陈雯参与的这三个长三角规划正好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节奏合拍。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单个城市竞争力有限，只有“五指分工、紧握成拳”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紧接着，在城镇化过程中，主体功能区战略引导区域分工，城市群成为了长三角优化开发区域的主体形态；发展至今，消除行政壁垒，打破体制机制对要素流动的阻碍，构建新型国家和区域治理体系，又成了市场新的诉求。

各地需要坐下来沟通协商

上观新闻：去年您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提到，体制机制的障碍是长三角一体化面临的最大问题。现在已经确定，在沪苏浙三省交界区域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您觉得示范区的建设能否有助于解决您认为的这个最大问题？

陈雯：当然。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需要去着力，一是中央的管理层面，各部委须将部分行政边界的管理权限下放和允许跨界服务，当然协调跨界管理，也要尊重原有的属地管理，不能把示范区变成一个行政区来进行管理体制的设计。同时，地方政府之间要进行协商谈判，比如财税分享、要素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问题，需要各个地方坐下来，相互去了解、沟通、协商、谈判，这需要有很大的智慧和耐性去推动。

在这个示范区，我觉得要强调两点。第一，它不是一个新城新区，不是把上海的很多非核心和非中心功能转移过来。而且这个区域生态敏感，所以必须强调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不能因为是示范区，就开始大规模地进行规划设计和开发建设。

第二，该区域要打破的管理边界，又不能妨碍它原有的行政管理。妨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应该打破，但不代表原有行政管理内的所有内容全部要打破，一些基本的管理要素还是要归入当地的行政管理，否则以后的管理体系就会出现混乱。

期待示范区探索一条新路

上观新闻：您对示范区有哪些期待？

陈雯：希望不要有太多的行政管理层级，在公共服务、投融资的财税分享机制、生态保护的环境协同管理等方面，希望能够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来，以后可复制，可推广。所以我希望不要有太多针对该区域的特定性制度，这个示范区最大的责任，应该是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跨界管理经验，今后可以在全国类似的跨界地区推广，进而对国家跨界管理及区域治理体系的制度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有人提出，这个地区是不是应该搞土地指标统筹，以后让国家给这个区域重新下达土地指标。我觉得不合适，这种制度难复制推广。

上观新闻：您刚才提到示范区的环境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陈雯：现在很大的一个矛盾焦点就是生态环境。比如上海从上海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角度提出，要把吴江的太浦河变成清水通道；但是对于吴江来说，太浦河是一条通航水道，如果完全把它变成清水通道，未来运输的问题怎么解决？企业增加的成本怎么解决？是否应该有一个生态补偿机制？这些具体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关于跨界的环境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很好的解决案例，比如苏浙跨界（吴江区-秀洲区）水源地协同治理机制、新安江的生态补偿机制等。同时，我们也在研究纽约和新泽西的哈德逊河共治案例，当地拥有一个已经80多年历史的帕利塞兹州际公园委员会，联邦赋权、共同管理；此外相应大都市区规划也会纳入两个州的规划中，这种模式值得研究，我们有时候做区域规划，但是没有跟下一层级的地方规划很好衔接起来，很多规划内容就实施不下去。

从这些案例我们发现，其实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协商出来的，区域合作的原则应该是成本共担、利益共享。

上观新闻：对于长三角一体化，您还有哪些建议？

陈雯：根据我们的了解，上海的企业到外地去，最在意的是当地的营商环境。我觉得上海在长三角的龙头带动作用，应该不只是输出资金、项目，更应该输出管理经验、管理规则。上海周边的市场环境、营商环境大大提升，这能让上海服务业辐射的范围能更广，市场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