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8岁的巴金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由此开始了延续60年的翻译工作。巴金自谦自己不是文学家，也不是翻译家。他写文章、发表作品，是因为有话要说。他对于翻译的作品有自己的选择：“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想借别人的口讲自己心里的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作品。”“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去打动更多人的心。”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由巴金故居策划，浙江文艺出版社与草鹭文化合作推出的全新版《巴金译文集》精选巴金先生一生翻译的经典译作，包括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宁与巴布林》《散文诗》，高尔基的《草原故事》《文学写照》，迦尔洵的《红花集》，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等作品。译文集根据巴金生前亲自校订的最后版本排印，在绝版二十余年之后重新与读者见面，再次把深深影响过巴金先生的作家作品带到读者的面前。5月18日下午，复旦大学教授、评论家陈思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陈子善，复旦大学教授、作家王宏图和巴金故居副馆长周立民齐聚思南读书会，为读者解析《巴金译文集》背后的故事。

“巴金是非常多面的，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翻译家。巴金从事翻译的时间可能比写作还要早，而且数量相当之大。”陈思和介绍，巴金懂十几种语言，这是在中国当代作家里非常少。他曾问过巴金先生的儿子、与他同伴的李小棠，“你爸爸到底懂多少种语言？”李小棠回答，十五六种。“巴金先生是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的，后来到法国留学，学了法语。他也是中国世界语水平最高的人之一，通过世界语又接触了很多其他语言，俄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等都学过。巴金懂的语言特别多，而且翻译量与创作量几乎是同等的，这是他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巴金先生搞翻译与创作的动机是一样的，就是想把自己的理想说出来，所以他翻译的作品，大多数也与他的理想接近。比如俄罗斯文学中，他比较喜欢屠格涅夫，但没有专门翻译过托尔斯泰，主要译的是高尔基、屠格涅夫，就可以看出巴金十分明显的选择，他选的都是特别反抗的、革命的、斗争的作品。”陈思和介绍，在巴金的译作中，有一部可谓是他的启蒙读物，那就是《夜未央》。巴金曾评价《夜未央》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之大悲剧。此次新版《巴金译文集》将《夜未央》与克鲁泡特金的名篇《告青年》集成在一起，“按照巴金的家庭出身，他走的人生道路不会是后来那一条，正是这两本书的启蒙改变了他的梦想，使他有了人生另外的选择”。

“巴金的藏书量非常惊人，阅读量也非常大，可以说，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史就在他的藏书室里。”陈子善说，巴金有丰富的阅读视野，而他选择翻译的作品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从研究角度来说，这是值得深入的。“巴金的翻译和他的创作不是对抗的，而是相融的。对巴金的认识如果局限于他的创作，那是远远不够的。对巴金的研究，如果忽视了翻译，也是一种严重缺漏。”“巴金的译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尽管从技术角度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本，但这些译作塑造了中国新文学的进程，甚至这些翻译句式都融汇到了汉语中，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巴金等人的翻译不是简单的介绍外国文学，实际上也是中国新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王宏图说。

“巴金有时借译作传达了自己的情感和信念，这是他另外一种形式的作品。他曾说过，自己喜欢读一些别人不肯读或不愿意读的书，他的翻译也是这样——既有大众熟悉的屠格涅夫、高尔基，也有柏克曼、尤里·巴基、赫尔岑等别人不大特别关注的作家。这是巴金特别的视角，也是今天看来他的译作具有特殊价值的地方。”周立民感慨，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巴金不能算是十分浪漫、“好玩”的人，在他的家书中，找不到像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这样浓烈的表达，但巴金的译作里包含着巴金的情趣，巴金的玩法。“巴金翻译的很多小说，首译者并不是他，也就是说，在已经有译本的情况下，他仍旧花费了极大的功夫去做翻译。有些作品，他一开始是根据英语本翻的，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他学了俄语，就把《父与子》重新翻译了一遍。这些曾经影响过他的作品、他反复读的作品，他必须自己译出来，喜欢的东西要长成自己的肌体。巴金的翻译与写作是同等的，巴金那一代人的精神境界可能是我们‘玩’不到的地方。巴金先生的译作里有他生命的很多秘密，他通过译笔，刻写了自己的文学信念：‘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