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总书记对历史学习一直非常重视，在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清人龚自珍在《定庵续集》里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高度重视历史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先秦文献与诸子对于历史重要性的清醒认识也是比比皆是。

《国语》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以国分类，记言论事，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前后跨越约五百年。书中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包罗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常与《左传》并称，是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重要文献。其中对于“史”的重视，主要有两个表现：第一是担任史官职务的人大都成为贤明的智者。第二，学习历史可以使人明智。

《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著名的“周厉王止谤”的故事。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渔猎采伐。国都镐京的国人因不满周厉王的政策，怨声载道。大臣召穆公进谏说：“民不堪命矣！”就是百姓已经受不了了，都在对政策议论纷纷。然而周厉王却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从此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这就是“道路以目”典故的由来。周厉王得知后这种情况后十分满意。对召穆公说：“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议论了！”召穆公劝谏周厉王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堵住民众的嘴啊！这样堵住人们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们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周厉王对此却置若罔闻。最终导致了“国人暴动”的发生，周厉王自身也被放逐到彘，郁郁而终。其中邵穆公的谏言里面专门提到“天子听政”下，“瞽、史教诲”。给《国语》作注释的三国时期吴国人韦昭说：“史，太史也。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意思就是说太史掌管天文、历法与各种仪节，所以有对天子的教诲职责。他们都是贤明的智者，知天道，晓人事。

知天道，《国语·周语下》记有“单襄公论晋将有乱”事，是说在柯陵盟会上，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走路时眼望远处，脚步抬得很高。又见到晋国的郤锜语多冒犯，郤犫谈吐善绕弯子，郤至则自吹自擂，齐国的大臣国佐说话毫无忌讳。鲁成公会见单襄公时，谈到晋对鲁的责备以及郤犨在晋侯面前诬陷自己的事。单襄公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晋国很快就要发生内乱，国君和三郤恐怕都要大难临头了。”鲁成公说：“我担心躲不过晋的问罪，如今你说‘晋将有内乱’，请问这是从占卜得知的天意呢，还是根据人事推测的呢？”单襄公答道：“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单襄公否认自己知天道，但是却承认知天意是史官的职能。不仅如此，史职与单襄公一样，也是晓人事的。《国语·郑语》记载的是西周晚期，周王室衰败不堪，郑桓公感受到风雨飘摇的危险局面，专程去请教王朝太史伯阳父，亦称史伯。对于桓公的疑惑，史伯报以长篇大论，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为郑桓公及其宗族选定虢和郐之地作为东迁居处，从而为春秋初年郑庄公始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楚国之外，郑桓公曾问史伯还有哪一些国家会兴盛，史伯回答说是晋和秦、齐三国。形势发展正如史伯所预言，这四国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中的四霸。十分明显，史伯不仅熟悉西周各种典籍，而且对西周诸侯国的情况都了然于胸。所以后人有称史伯为西周末年尽知天下事的第一人，这一切与他担任的王室太史职务肯定是分不开的。

或许是由于史官的智者形象，见贤思齐，学史使人明智观念的流行也是顺理成章的。其实，对国君、储君（太子）的教诲，不仅仅是上述天文、仪节等，《国语·楚语上》就记载了楚国大夫申叔时讲的教育太子的方法，说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请教申叔时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时当时提出有九种书是太子必须要学习的：“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申叔时列出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及“训典”等九种所要“教之”的文献，其中有多达五种即“春秋”、“世”、“语”、“故志”、“训典”等都是史书类的古书。学习的目的，无论是“昭明德而废幽昏”，还是“知废兴者而戒惧”，着眼点都在于“以史为鉴”，体现着“多闻善败以鉴戒”的学习意图。

上面用《国语》里面记载的故事为例，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先民观念里对“史”社会功能的认识，其实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诸子文献里面包含着同样的意蕴。史职的先知形象，如《吕氏春秋·先识》里就讲到夏桀、商纣以及晋国末年的三位太史：夏太史令终古、殷内史向挚和晋太史屠黍因分别见“夏桀迷惑，暴乱愈甚”、“纣之愈乱迷惑”及“晋之乱，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故而“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守法之臣，自归于商。”“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守法之臣，出奔周国。”“以其图法归周”。《吕氏春秋》的编撰者将三位太史视作“守法之臣”，以商汤、周武的喜悦，专门强调的是由于史官智者身份与尊崇地位二者相辅相成的历史情境，所以《吕氏春秋》视他们为“先识”，即有先见远识的智者。所以本段记述专以“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结尾，更加突出了史职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著名的“孔子问学于老子史事”，在先秦诸子典籍中，如道家的《庄子》、儒家的《礼记》和综合各家学派的《吕氏春秋》，都有反映。《庄子》中至少有八条是记述孔子与老子之间的关系的。其中《天地》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至道”的问题；《天道》篇记述了孔子与老子谈《诗》、《书》、《易》、《礼》以及“仁义”等情况；《天运》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求道、仁义、古代典籍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田子方》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道”；《知北游》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地万物的自觉性。《礼记·曾子问》中有四则记载了孔子说到老子之事，其中三则是“吾闻诸老聃曰”。另一则还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在内容上，都是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孔子从老聃那里所得到的教示。《吕氏春秋·当染》也说“孔子学于老聃”。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道》篇记载“孔子见老子”故事中通过子路之口明确指明了老聃的史职身份：“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将这一情况与上述老子广博的知识面相系连，一个贤明智者的形象立刻跃然纸上。这些均说明诸子文献中也认为史官多为智者。

读史使人明智，《孔子家语》里记载孔子读史书“至楚复陈”事，就是陈公子徵舒出于对陈灵公与其母夏姬通奸并以“徵舒似汝”相戏的愤怒，弑杀陈灵公后，楚庄王出兵讨伐，准备灭掉陈国，由申叔时进谏而陈国最终得以保全的史事。孔子感叹道：“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通过楚庄王、申叔时的赞叹，孔子表达的是读史事使人更明今事的“微言大义”，所以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精神，中华民族两千余年从未断绝。正因如此，在2019年1月2日《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总书记专门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总书记提出的殷切希望，正因为他高屋建瓴指出过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极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文史工作者，更要继承优良传统，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充分发挥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社会作用，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