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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流放的古代文学家们,缘何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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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甘正气 2019-04-13 07:50
摘要:左迁了,没了左拥右抱,才想左图右史。吃花酒,与吃花生米、喝村酿薄酒的心境是不同的。 

 

很多古代文学家,其最精彩的作品往往是在被贬谪时写下的。这是为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闲了。在京城,他们门庭若市,人们排着队向他们汇报,夏有“冰敬”,冬有“炭敬”,请吃饭的络绎不绝,求序言的纷至沓来,打秋风的接踵而到。他们还要上班,要留心邸报,同时要打几个“条陈”的腹稿,说不定还要翻检《左传》,好找几个熨帖的例子,随时以备皇上咨询。  

 

他们被朱佩紫,偎红倚翠,红光满面,印堂发亮,由于吃得太多太饱,体力都用到消化食物上去了,哪会构思什么杰作呢? 

 

即使没有一官半职,整天想的也是如何官袍加身,为引起注意而挖空心思,哪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呢?杜甫那个时期写的《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有事于南郊》等三赋,水平如何呢?  

 

左迁了,没了左拥右抱,才想左图右史。吃花酒,与吃花生米、喝村酿薄酒的心境是不同的。  

 

所以,有时一些大文豪会选择自我流放,刻意去过一种远离喧嚣、无人问津的生活。如托尔斯泰晚年的离家出走。 

 

当然,他们还是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比贩夫走卒还是要舒服得多。 

 

韩愈 

 

作为业余爱好,读书撰文肯定算不上最好玩,所谓“渔樵耕读”,“读”被放在了最后。但不要忘了,作为职业,却是“士农工商”,“学以居位曰士”的“士”排在第一。也不要奇怪、责怪古代人“官本位”,什么“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什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不是庸俗,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在古代“农工商”的地位太低,身负各类捐税、徭役,面对各种不平等待遇,只有读书当官才能过得像一个人。有学者说,中国古代文学是官员文学,其理由就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只有能写的才能当官,也只有当官了才有精力去写。  

 

如果“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还写什么呢?契诃夫有一篇小说《渴睡》,主人公是一个小保姆,13岁的小女孩,她实在太困了,但是她有忙不完的工作,要为主人主妇烧茶、做饭、打酒、洗衣、缝补、刷鞋,还要照顾主人爱哭的小娃娃,最后她把襁褓里的小娃娃当成了敌人……  

 

当官,让他们即使被贬了,也还不愁笔墨纸砚,也还有力气拿得起如椽大笔,不用像农户一样去土里刨食,像猎户一样去虎口夺食。 

 

那些被流放的官员,也有更强的表达欲望。 

 

他们有冤屈需要为自己洗雪,有愤懑和苦恼需要抒发,有才华和思想需要展示,他们要让人们看看,他们被贬,绝对不是由于德才不配位。 

 

杜甫

 

他们还有立言的需要,他们对雁过拔毛不感兴趣,只钟情于雁过留声。哪怕只是做个县丞、县尉,他们也要把全县游历一个遍,四处寻找鲜为人知的美景,回来一定要写游记。就像只挂虚衔的苏东坡,一个赤壁去了两次,作了三篇文章,并且很可能去的是一个“假赤壁”。做了任何事情都要写下来,“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建一小小亭台要用诗文大大纪念,象征性的事务也要大书特书,例如求雨,还例如韩愈写《告鳄鱼文》,鳄鱼又不识字,也听不懂人话,但韩愈不管。这就像《聊斋志异》里的《花神讨风神檄》,只是哄鬼而已。

  

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也有利于活跃思维,激发想象,山高皇帝远,事少责任轻,这也是被贬官员创造力迸发的重要原因。  

 

他们也有写作的习惯。很多官员被贬,不是因为尚书,而是因为上书,不是因为建言,而是因为谏言。即使被贬了,还是积习难改。他们有的是韬略,但就是学不会韬晦。  

 

于是,流放的仕者流芳了。

 


题图为四川眉山苏轼故居的苏轼像

栏目主编:伍斌 文字编辑:伍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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