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周谷城诞辰120周年。

周谷城（1898—1996年）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他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70多年，硕果累累，在政治学、哲学、美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取得重要成就，产生巨大影响。

2018年上海市社联推出的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师”中，他是入选的九位历史学家之一。

周谷城同志出生于湖南益阳，与毛泽东同是湖南湘江畔的乡亲，早年又曾同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 因而他成了与毛泽东个人接触较多的人之一。毛泽东来上海，常要约见他。

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周谷城曾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候补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盛会，又一次见到1945年山城重庆分别后的老朋友毛泽东。后来他一直盼望有朝一日能在上海与毛泽东主席相见，这一愿望让他等了许久才得以实现。

据周谷城在一篇题为 《毛泽东对我的鼓励》文章中回忆，解放后，具体哪一年他已记不清，有一次毛泽东来到上海，用电话把他邀去，在一间只有两张大沙发的客厅里见面聊谈。他正与毛泽东说着话，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进来了，周谷城忙起身，毛泽东也站起来，没等许建国开口说话，毛泽东便指着周谷城对许建国说：“周谷城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早得多。”

听到毛泽东提到他们俩的交往，周谷城立即联想到使他悔恨莫及的1927年那件事，当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时，他未能与毛泽东一起由武汉去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于是满含愧疚地插话：“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没等周谷城把话说完，毛泽东便连连摇手，大声说：“没有人怪您！”相交贵相知。周谷城后来曾撰文回忆，从这次相见中，得知毛泽东对他那次未去湖南而来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介意，“足证他对我的不安愧疚心情是完全了解的。”

从那以后，毛泽东到上海，常把周谷城邀去晤面，他俩在一起畅谈历史、哲学、旧体诗等，所涉范围极广，又极风趣，令人难忘。

二

毛泽东与周谷城不仅私交甚密，而且也非常关心他的历史教学问题。据周谷城在一篇《回忆毛主席的教导》文章中说，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到了上海，召集了30多位在沪的教授、学者、专家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开座谈会。大家围绕毛泽东坐着，每个人都面带笑容，争先向毛泽东汇报生活、工作、思想等情况。毛泽东谈笑风生，大家心情亦极舒畅。

这次周谷城到得最晚，到时，西厅里的人已经满满的了。他远远地向毛泽东敬礼之后，即坐在进门靠墙边的位置上。毛泽东见后，向他招手嘱其移近一点，周谷城移近了几步，即择一空座坐下。但毛泽东还在招手，于是，他不得不越过排排座位，挤到毛泽东身边坐下。这时在座的陈毅副总理介绍说：“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毛泽东忙说：“老朋友，老朋友。”随即问周谷城：“你还在复旦吗? 怎么样？身体还吃得消吗？”

“还在复旦，身体倒很好，只是书不易教好。尤其解放以后，不易教好。”周谷城回答说。毛泽东即鼓励周说：“不要紧，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书总会教好的。”毛泽东接着又问：“材料呢？地下的，还是……”意思是说用过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没有。周谷城答曰：“我教世界史，除了从外文书本上找一些图片，供自己参考外，很少用其他材料。”

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日理万机，事务繁忙，仍如此关心周的历史教学工作，周谷城感激不已。事后，与周谷城一起参加座谈会的方令孺教授每次见到周谷城，即用十分羡慕的口吻对他说：“周先生多幸福呵！主席关心你的教学工作，要你慢慢来，不要着急，多么亲切呵！”是的，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一直激励着周谷城努力为人民教好书。他直到90岁高龄还在坚持带博士研究生。

三

邓小平和周谷城在一起。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成为中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和学术的方针。这一讲话精神见诸报章后，国内学术界开展了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由于周谷城年轻时攻读过伦理学，也研究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于二三十年代出版过译著《实验主义伦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大纲》，于是兴之所至，遂在同年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谁知此文刊出后，该刊编辑部收到很多信稿，大多是反对周谷城观点的。于是问他怎么办？周谷城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

事隔20余年后，周谷城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采访时，甚为感叹地说：“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引起这场轩然大波……”那时，毛泽东也十分关心学术界的这场讨论。

1955年秋，毛泽东在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以及徐特立、林伯渠等老人的陪同下到了上海。一天，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准备吃晚饭前，毛泽东派人把周谷城召去。周在同各位领导人打了招呼之后，毛泽东手拿一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周谷城说：“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

“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毛泽东笑笑说。

周谷城坦率地说：“我已成了众矢之的，我的意见很少有人赞成，我很孤立。”毛泽东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周谷城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毛泽东告诉周说：“人民大学里有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有人写文章，引用你的意见。”周谷城答曰:“我没见到。”

毛泽东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事后果然有人给他寄来了几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都是引用他的话的地方。

席间，毛泽东还一再鼓励周谷城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在毛泽东的教育鼓励下，周谷城提高了参加学术辩论的勇气，先后共发表了20余篇辩论文章，并于1959年将其辑集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论文集。周谷城想请毛泽东为此书写篇“序文”。毛泽东很快回复了他一封信：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之中，由我插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周谷城接此信后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对逻辑问题的争论不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正是为了让大家继续开展争鸣。这说明主席对争鸣的支持。”

四

1961年的“五一”节，毛泽东到上海与上海各界人士共庆佳节。周谷城应邀在锦江饭店与陈望道、周信芳、金仲华等人一起，晋见了毛泽东。周谷城与毛泽东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这次谈话，无拘无束。毛泽东与大家都兴致很高。

是晚约11点钟左右，周谷城在家中已睡下，急接《解放日报》记者来电，希望他写一首诗或词，在第二天报上发表，以欢迎毛泽东的到来。周谷城当时坚决推谢，说写不出。记者强求说：“不要紧，要求不高。”后来终因推辞不了，勉强写了一首，题目叫《五一节晋见毛主席， 调寄<献忠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归来，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这首词于5月3日《解放日报》刊载，下午3时，毛泽东看后，立即打电话把周谷城召去。当时毛泽东正坐在客厅里看报，见到周谷城的第一句话即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周谷城说：“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毛泽东说：“总怕不止一首。”意思是说他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

周谷城随即转述自己对记者说的那句话：“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毛泽东笑着说：“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意思即也不全是那么内行，完全是谦虚之意。

周谷城又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毛泽东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周谷城说：“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毛泽东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好吗?”后又接着说:“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这是正确态度。”

话谈到这里，周谷城将话题转到了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离骚》上来了。周谷城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 ‘牢’同声。”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此时兴致正浓，进一步解除顾虑，并以说笑话的方式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唆’。‘牢’ ‘啰’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啰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对周谷城这段并无一定来由的话， 毛泽东带着微笑听着，并没有诧异，同时觉得蛮风趣。于是乎，周谷城越讲越起劲，又进一步笑着说：“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说：“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

周谷城接着说：“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

周谷城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完全沉浸在一种相得益彰、物我皆忘的亲切轻松气氛中。此时玉兔东升，已是晚上6点钟，毛泽东决意留周谷城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又一直把老朋友送到汽车旁。

五

据周谷城回忆说，毛主席喜欢和朋友谈天。当然包括与毛泽东的每次闲谈。他说：“过去和毛主席经常谈的两句话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毛主席说，他也是讲一张一弛的。”

所谓“一张一弛”，系出自儒家经典《礼记杂记》。全文是这样记载的：“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老是紧张下去，那当然吃不消；但也不能过于松弛，如果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做懒汉做到底，那便完全没有生气。做工作，作学问，都要有规律，要注重劳逸结合，并持之以恒，才能真正做出成绩，而又心情舒畅。周谷城说，这个道理，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中国如此，外国如此，全世界统统都是如此。古今中外， 莫不如此。这样，人就可以长寿。自己就是这样去做的。

周谷城不仅与毛泽东经常谈论这个话题，也经常给别人讲这个道理，讲得人家鼓掌。大家都赞赏他讲得有道理。

1965年，周谷城在上海西区太原别墅9号楼里，再次与毛泽东相见。他一进门，毛泽东即起而笑着说：“又碰见了。”周谷城曾回忆说：“‘又碰见了’这几个字，是主席每次见到的时候，第一句常用的话。”此次在座的还有陈丕显同志。

周谷城与毛泽东握手问好之后，随即转入畅谈。这种无主题随心所欲、乘兴而发的畅谈，也许只有周谷城这样的史学界耆宿尚能胜任，也只有乡亲之间的亲切乡音才能增添兴致。两位友人在畅谈中所获得的快意是常人无法体验的。

此次畅谈的范围极为广泛，有些“天马行空”的味道。毛泽东说到哲学史时，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周谷城接着说：“他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毛泽东听罢，忽然将话题转，说:“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毛主席的学问很渊博，对古今中外，文、史、哲等都有兴趣。此次他们还谈到旧体诗，并很自然地提到李商隐。于是乎，周谷城当即有点忘乎所以，随便把李商隐的一首七言律诗，用湖南腔调吟了起来: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大概因为过于兴奋，周谷城把诗中五六句哼吟了几遍，七八两句竟然一时吟不出来。毛泽东一旁听着， 知道老友已忘记了，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调替周谷城代为念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毛泽东念出时，周谷城又跟在毛主席的后面吟，方才将这首诗完整地吟出。他说自己当时“心情舒畅，超出寻常。”

周谷城在毛泽东80 岁寿辰时，曾专门撰文回忆这段往事。但文章中这样写道：“万万料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这一次后，除了听过主席一次讲话录音外，再也没有机会亲聆他的教益了。”周谷城这里提到的“主席一次讲话录音”，系指“文革”中他被从“牛棚”里临时拖出来，听了有关“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之事。正因有了毛主席这句话，他才得以解脱，告别“牛棚”生涯。

（本文来源：《浦江纵横》杂志2019年1月刊，原题《周谷城与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交往》。摘编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