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乒乓球依旧是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没有乒乓球就没有我。

1938年，我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解放前，家里生活困难，父亲靠卖点香烟杂货为生。因为营养不良，我个头不高，体质也比较差。小时候最大的兴趣就是打乒乓球，那时打球简单，在弄堂的水泥地上画个框框 ，中间放几块水泥砖，长衫一撩，就蹲在地上打。

徐寅生近照

“野路子”也梦想为国争光

1952年，毛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那一年我14岁，别的体育运动都不会，就喜欢打乒乓球。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只能算“野路子”，但好处可以博采众长，吸取人家的优点。当时上海工厂、机关、学校都开展乒乓球运动，还有民间比赛，我打着打着在圈子里开始小有名气。1956年，我在一所技工学校学钳工，有一天有老师喊我快去市体委报到，要参加国际乒乓球比赛。

原来，是当年的世乒赛男团亚军罗马尼亚队访问上海，我和其他几名乒乓球好手组成上海队出战。单打双打我都参加，第一场单打，对手是一个大高个，我跟在后面出场，身高反差很大，观众开始起哄。罗马尼亚选手也好奇，怎么来了一个小孩。单打虽然输了，但是一搭脉，对方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厉害，我也打出过几个好球。

年轻时的徐寅生

双打我搭档薛伟初，有一个戏剧性场面：轮到我发球时，我发了个自己创造的右侧上旋球，速度很快，落到对方台时突然拐了一个弯儿，对方球也没接到。这下出洋相了，就好像踢足球被人家穿档了一样，全场观众大笑，对方的队友也笑了。当时在上海传为一段佳话，世界名将竟摸不着一个中国18岁技校学生的球皮。

那次比赛，我跟薛伟初连赢两场双打，给我树立了很大的信心，我相信中国队将来总有一天肯定能拿世界冠军。1953年，中国队就第一次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二十届世乒赛，在男团比赛中，姜永宁用直拍削球结合反攻的打法，战胜了前男单世界冠军英国人里奇，成为中国第一个在世界大赛中打败世界冠军的人。后来，姜永宁又赢过美国、南韩、南越的选手。我听到这些消息都特别高兴，大长志气，那时也做起了乒乓梦：将来要走这条路，为国争光。

国乒大熔炉成就我的“十二大板”

中国乒乓球队是继承优良传统、锻炼培养人才的大熔炉。第一代国手是开拓者，我也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走过来的。正是在国家队里，我深刻体会到什么是责任感、荣誉感和集体主义。

1957年，19岁的我被选去北京参加集训。当时国家体委希望从乒乓球项目突破，准备要向世界冠军冲击。集训比较苦，白天出操跑步练体能，晚上还要加班，我体质不行，也得硬撑。有一次跑马路磕伤了，总算能休息，开心啊。每个礼拜评比，练得好的插红旗，中等的是红心，差一点的是红花，我老是红花，怎么练都是红花。

那是国乒的创业期，我还年轻，不够刻苦，就想着团体比赛就一起搭搭车呗。记得第一次参加中苏友好国际友谊比赛，第一阶段没打好，只能争第二阶段第8到16的名次，信心不是很强，打到后来乱打，不行就放弃，结果当时国家队教练都发火了。最后我只拿了个“第十三名”，上海人说“十三点”，外国人也忌讳“十三”这个数字。我就是从“十三”这个数字开始起步的。

1959年，容国团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世乒赛单打决赛中击败匈牙利选手西多，获得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他的一句“人生能有几回搏”，成为国人的座右铭，对我也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其实，1957年，容国团怀着抱效祖国的决心而来，敢于喊出“两年后我要拿世界冠军”。当时我一听就是佩服，有雄心壮志，但想想拿冠军也太早了吧！这就是差距，人家敢表态，说了就做。他刚到国家队时挺瘦的，身体也不好，自觉训练，后来块儿也练出来了。他有个特点，技术可能不是最好，但拼劲足，哪怕落后都能缠着你。

徐寅生（右一）与国家队队友

容国团的这个世界冠军，打开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一扇大门。1961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比赛。在国家队的原有基础上，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大集训区选调运动员，组成“国乒108将”齐聚北京大集训。为了承办这一赛事，国家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拨专款在京城东郊新建了一座可容纳1万多人的体育馆。当时，国内还处在三年困难时期，食品供应非常紧张，连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带头不吃肉，保证运动员的伙食。

赛前，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贺龙元帅还专程来看望我们。陈老说话很风趣，他说：“赢了欢迎你们，输了球请你们吃饭。希望你们也别来吃我的饭。”贺老是另一个风格，他说：“我打仗越不怕死越不死，你们不要背包袱，外国人拿了那么多世界冠军，我们才参加几年，身上背了包袱没法打球，赢了我请你们吃饭。”我们想，输了赢了都有饭，这也是从不同角度让我们放下包袱。

徐寅生（左一）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很多人记得，我在男团决赛时跟星野的“十二大板”。当时我们大比分1比2落后于日本队，我跟星野打到决胜，我20比18领先。我要说的是“十二大板”背后，我记得老将王传耀跟我说的经验。他说日本队有两大绝招：一是落后时的搏杀，比平常凶，往往发完球一板就打，就是利用对方求稳的心理进行搏杀；二是防守时故意放高球，也是为了突破对方心理，让你一着急以为是机会，结果出现失误。

他说这些的时候，我就记住了。最后一分时我先抢，星野放了高球，我耐心地打了十二大板，赢下最后一分。所以说，老将毫无保留地传授，小将善于虚心学习，影响可能小到一场比赛，也可能大到国家荣誉。最终中国队打败“四连冠”的日本队，历史上第一次捧得代表世界男团最高荣誉的斯韦思林杯。体育馆里掌声、欢呼声雷动，乒乓球成为中国体育的先行者，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徐寅生（右）随中国乒乓球队首夺世锦赛男团冠军

只有改革创新才能不断发展

经历了中国男团的首次捧杯、乒乓球外交的小球推动大球，我的身份也经历了队员、教练、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际乒联主席的一系列转变，但我骨子里定位，自己就是搞专业的。

1964年，我在中国乒乓球女队的一次讲话，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这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从自己打球的经历、得失、到比赛时的临场发挥，我比较详细真诚地谈个人体会。当时在乒乓球队“蹲点”的国家体委干部做了记录。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把这篇讲话的记录稿和自己的批语呈送毛主席，毛主席对这篇“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作了批示。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讲话，没想到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毛泽东主席批示三个月后的1965年4月，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中国女队战胜“四连冠”的日本女队，第一次登上世界冠军宝座。林慧卿、郑敏之在女双决赛中战胜日本选手，第一次捧起波普杯。

徐寅生近照

后来我到中国男队担任教练时，遭遇1971年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中国男队单项的接连失利。此时中国男队的劲敌已由日本转为欧洲，欧洲选手进步神速的弧圈球，让打惯了近台快攻的一些中国球员感到恐惧。站在教练的位置 ，我有责任考虑如何去发展。我亮明观点，主张在传统“快、准、狠、变”的基础上，向“转”的方向发展，必须速度加旋转，提出快攻打法不发展不创新，可能有一天要落后。当时有人说我跟着洋人屁股走，还有人写信告我的状。改革是要有决心的，说了就要做。在1973年第三十二届世乒赛上，郗恩庭和梁戈亮利用新的反胶打法，前者夺男单桂冠，后者摘混双金牌。

我当国际乒联主席的时候也是，讲专业。乒乓球速度快旋转强，观众看不清楚，影响观赏性。这时候就要“屁股指挥脑袋”，不能因为我是中国人就胳膊肘往里拐。我提出把乒乓球改大，也是怕别人乱改。当时找到红双喜，把球做出来送给各协会，还办比赛请外国选手参加，速度慢了旋转弱了，观赏性提高了。但器材商都反对，改生产线成本较高，做了大量工作，推迟执行，后来是在我的继任者沙拉拉时代正式推行大球。这么做，是为了乒乓球运动的竞争力，为了避免国际乒联在国际奥委会各单项协会的竞争中被踢出来。这种改革是需要的，中国队未必赞成，但从长远发展来说成绩还是好的。

乒乓球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振了国人士气，在建设体育强国的今天，成为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项目。我也有幸在参与这项运动的同时，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一路见证祖国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