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没见过毕飞宇先生，但今天见了，他是应铜陵市文旅委邀请，来到本埠，参加《月读公社》的，他将给本埠捣鼓或爱好文学的人做一个讲座。我有幸被邀请叨陪末座，自然跟他天南海北地扯了一通。

我说，看你的照片，我以为你有一米七七。毕说他只有一米七四。我说，我懂点常识，按比例来说，该是我认为的那样。他说他生得匀称，都是年轻时足球踢出来的，该长的，都长了，不该长的，也没有多长。因为踢球，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三年前的后天，就是他动手术的日子。

我说，我觉得你一直都是平头，没改过。他纠正说，是光头，平头要冒刺的，这也是足球踢出来的，那时候英超、意甲、德甲什么的，都是光头球星。我以前也看足球，但惭愧，光头的我只记得贝克汉姆，可小贝应该比毕老师晚一辈。

我说，以你今天的眼光看，你的《青衣》和《玉米》，哪个自己更喜欢一些。一个大报的年轻人插话说，这个问题问得幼稚。毕飞宇显然没受影响，答，两书的写作时间只差了一年，写《青衣》时，我已经在从先锋写作回归现实，但要论到成熟，应该是从《玉米》开始的，至于哪个好，我也不好说。

作为读者，我更喜欢《青衣》一些，无论构思，还是气质和叙述。再有，那叫人心疼的筱艳秋，叫人牙疼的烟厂老板，还有嫦娥偷药的寓意，都让我印象深刻。而到了《玉米》那里，我就觉得太写实了。我记得有篇评论说，《玉米》中的“国画”线条出来了，流畅了，跟《红楼梦》一样，但我并没有读出来。好的一面说，一万个人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坏的一面是，我的鉴赏力不够，可我就这个水平。

那位记者显然是先锋文学读少了点，说，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促织》就是先锋文学。毕飞宇说，《促织》不同于《变形记》，是因为它属于劝喻文学范畴，男孩变成了促织，还是为了报效父母的。而卡夫卡的《变形记》恰恰回到了人本身，是由于现代工业的挤压，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记者反问，那罗布格里耶怎么解释？毕说，他什么都没找到，就是对传统的一种否定。

毕飞宇与儿子

我问，《青衣》的梨园背景、《推拿》里盲人的生活您熟悉吗？毕飞宇答，我从学校到学校，对梨园不熟，推拿也就做了几次。我问，所谓深入生活呢？他答，凡是采访得来、别人桌上说来的，我都不需要，我要说的是别人不能说的，说不出来的，发现别人还没有看见的。比方说发现，他说有一次，他到《推拿》电影拍摄现场，见演盲人的演员点烟跟常人一样，就说，应该是手指靠在烟头上，另一手打着打火机，慢慢往手指上靠，等感知有温度了，才移开手指点烟，后来的电影就是按这路子演的。

我说，看您剖析鲁迅的《故乡》，就像手里有一把锐利的手术刀。《故乡》我看过，不止一遍、一个年纪地看过，但我确实没有看到比你更为深刻的解读。毕说，那篇是我《小说课》的一部分。靠研究鲁迅吃饭的人我不敢说，但在其他人里，我可能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我以为鲁迅的小说是小腿文化。我问，这话怎么讲呢？他答，阿Q到大堂上，就条件反射地跪下来了。我想到了鲁迅曾说过，在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做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做不到的时代。

我问，可以问一个私人问题吗，你的孩子是做什么的。毕飞宇说，儿子是做材料学的，做得很好。我再问，没有继承家学，你不遗憾吗？他说，他父亲是右派，希望他学物理，意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不害怕，但他背叛了。既然他背叛了父亲，儿子又为什么不可以背叛他呢？还有，这种背叛可以理解为是回归。儿子自小就在“毕飞宇儿子”的阴影里长大的，没有了自己，孩子很生气，很郁闷，就搞理工科了。

我想起了叶兆言先生。去年我请他来做讲座，有人提问，叶的创作是否受爷爷、父亲的影响，创作成绩是否可以彼此排个座次。叶兆言不悦，但还是表示，自己是自己，跟爷爷、父亲没有关系，至于创作成绩，自己是专业作家，有书籍为证，爷爷和父亲他们则属于业余创作。我还看过一个故事，是关于叶兆言的父亲叶志诚先生的，说他曾多次自嘲说，小时候大家说他是叶圣陶的儿子，等他结婚了，又说是姚澄的丈夫，再等到叶兆言当作家了，又说他是叶兆言的爸爸。叶兆言的母亲是著名的锡剧演员。

当然，谈话是随意的，便又扯了其它的事，比如南京话和铜陵话的关系，铜陵是不是属于楚地、江三鲜是不是就在铜陵等等。

题图：毕飞宇现身《朗读者》（来自荧屏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