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生物植物数学……一个字：难。”3月19日在上海市政协举行的一场专家研讨会上，承担《上海年鉴（1852）》翻译工作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由衷感慨，“翻译过程也是学习过程，接触了很多过去很少或者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对于上海相当重要的历史信息。”

从罗氏藏书到拍场收获

《1852年上海年鉴与商务指南》（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即《上海年鉴（1852 ）》，是北华捷报社出版的第一本年鉴，这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本年鉴，也是已知中国内地第一本年鉴。

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是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英文周刊，于1850年8月创刊，一期四页。1851年开始，北华捷报社开始编纂出版《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上海年鉴》编纂的用意，是为在沪上海英美侨民和商人提供一本有关上海的“百科全书”和实用手册，就英文书名Shanghai Almanac and Miscellany而言，它不仅是一本有关上海信息的汇编，还有相当五花八门的文章、中外交涉的文件和太平天国起义等国内重要事件。

据记载，由北华捷报社编纂的《上海年鉴》有1852年到1863年十种，但今天已不能得其全。2010年，上海图书馆获得了瑞典藏书家罗闻达珍藏的1551种西文汉学文献，其中就包括一册《上海年鉴（1854）》。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周振鹤发现了这本年鉴的重要价值，2016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印《上海年鉴（1854）》，并出版专题研究文集。

此后，该系列中最早的《上海年鉴（1852）》现身拍场，亦被上海图书馆收入麾下，并与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再度联手合作。作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之一，《上海年鉴（1852）》将于今年6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并全文翻译出版。

从上海出发，辐射周边

在《上海年鉴（1852）》的出版广告中，北华捷报社如此介绍：本书将包含当地多方面信息：提供五个口岸的居住者和若干商业设施；月相和月食；日程表；人寿保险行；口岸和港口管理规章；进出口关税；扬子江航行指南等等。令译者周育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在上海生活的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史研究之深，且在介绍中国科学成果时少有偏见。当然，最具价值的当属年鉴中刊载的当时西方人绘制的最详细上海地图，北至吴淞江虹口到曹家渡一线，南至白莲泾到龙华一线，东至黄浦江陆家嘴，西至徐家汇、法华镇，包括了境内重要的河道、步道、桥梁、寺庙及其他地理信息，地名均分别用中英文标注，一方面解决了中国读者阅读早期外人对于上海叙述的诸多困惑，另一方面，这份地图为上海城域发展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详细记录。

“不同于我们对年鉴的一般理解，是较为简省的平面知识，这本《上海年鉴》实际上是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它从上海出发，辐射周边，远至琉球，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早期上海史均有重要意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由于该年鉴存世极少，目前上海图书馆所藏很可能是孤本，其价值更加不言而喻。

《上海年鉴（1852）》中收录有《上海口岸1840-1850年气候观测均值一览表》和《气象测量记录摘要》，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连续、系统的气象统计史料。《徐光启记略》记载了作者亲自考察过的一些遗迹，包括城内徐光启的故居与祠堂、徐光启晚年居住过的“双园”及徐家汇徐家老宅的情况，并根据采访和地方志书叙述了徐家后代在上海地区的一些情况，其中部分铭文、碑刻、墓葬等史料在上海地方史书缺载，对于上海老城厢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而言，相当珍贵。

比如，2018年1月13日，黄浦区光启南路在市政道路改造拆除旧房过程中，曾发现两根古牌坊石柱，初步考证是“阁老坊”或“太卿坊”。据《上海年鉴（1852）》中《徐光启记略》一文记载：“到上海县城去游览，在狭窄的街道东游西逛，穿南行北，在城中附近多半可以看到一个大石坊，上面刻着“阁老坊”三个大字。……由牌坊沿通向南城门的街道直行过半，在路的西侧一段铺面间立有不易注意的‘太卿坊’，镌刻的字有些破损，坊的挑梁上刻有‘明相国徐文定公祠’。”周育民说，由于老城厢牌坊所刻之字早已佚失，只能根据英文回译为中文，但仍然不失为对历史的珍贵“复刻”。

期待学界更深入研究利用

《上海年鉴》作为早期西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具有文献学价值。与同时代的《香港年鉴》比较，既有“历书”（Kalendar）的内容，如历表，月相和日、月食，口岸和管理规章，有关机构、商业和侨民，进出口关税以及扬子江航行指南等，又另增“文献”（Misellany）一编，占全书四分之三，以至其篇幅在当时外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中首屈一指。“从西方人的视角对上海风俗记载确有独特之处，特别是书中所记内容立足上海，辐射性很强，足以体现当时上海在江南地区的引领地位已十分明显。”资深出版人、文史学者完颜绍元说。上海市档案局副局长、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邢建榕则认为，《上海年鉴》不仅为研究上海历史人文提供了权威样本，同时揭示了中国近代经济早期发展的重要形态。

《上海年鉴（1852）》留下的信息也记录了上海和中国在中西交流进程中的变化。比如，据《上海租界志》记载：1845年上海英租界设立时，在沪外人总数是50名左右。而《上海年鉴（1852）》中的记载相当详细，从1844年到1851年，上海可以确定的侨民人数从50人增长到1201人。《上海年鉴（1852）》中有一篇《关于“蛮”字的翻译》，副题为“中国人不称欧洲人为‘野蛮人’？”从“蛮”字的翻译上，也可以印证上海作为领风气之先的城市，从天下到世界的观念变化。

在与会专家看来，上海正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城市，而对于上海自身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研究也愈加深入，以《上海年鉴》为代表，上海目前留存的数量庞大的西文上海史料亟待有效研究、开发、利用，这些史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当代意义，从历史走进当下，为今天的城市管理、文脉梳理提供借鉴。“拍卖而来的《上海年鉴（1852）》破损情况比较严重，修复工作仍在一页一页地进行。为让史料为更多人所用，我们首先进行了全文数字化扫描，如今，在该书得到全文翻译出版之后，我们也期待学界对此更深入的研究和利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