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温州，青年时代在杭州求学、工作十多年。1978年移居上海，第一次回老家过年，回沪时有个上海同事跟我见面寒暄，说“乡下过年回来啦？”

无论是在温州或杭州，我都是住在市中心，向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但到了上海，却被称为“乡下人”。仔细琢磨此话也并无恶意，上海人向来习惯统称外地为“乡下”。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此话也不无道理。例如我初来上海时就感觉到上海的里弄、街道皆有传呼电话，单位宿舍有“门房”（收发室、传达室），比温州、杭州方便得多。那时不是家家户户有电话，亲友、同事有事可以通过传呼电话联系我，“门房”会有人在楼下用扩音器叫我去听电话。

上海人到过温州的不多，但见过温州人、听过温州话的不少，他们对温州人的第一印象是话难懂。我有一位最近初识的上海朋友，他是海员，到过沿海和内河许多码头，见多识广，自诩除了温州话能听懂苏浙各地方言。他知道我研究吴方言，但不知我是温州人，对我说：“我会讲的吴语比你多，如果你能讲温州话，我才佩服你。”温州话难懂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常用词汇不同，例如“玩”上海话称为“白相”，温州话称为“嬉”；“小孩”上海话叫“小囡”，温州话叫“细儿、娒娒”；“佐饭菜肴”上海话叫“菜”，温州话叫“配、肴配”，大相径庭。二是语音系统差别较大，例如上海话只有五个声调，温州话有八个声调。相反温州人听懂、学会上海话要容易得多，主要原因是上海话在词汇和字音上较接近书面语和普通话。我初到复旦求学，同寝室有四位上海同学，不到三个月就跟他们讲起上海话了。我的姨妈一家解放前从温州移居上海，第一代就学会说上海话了，第二、三代更会说纯正的上海话了。

温州和上海在经济上的联系历来十分密切，温州1876年开埠，此后两地开始有客运和货运的海轮交通，从上海贩运商品到温州，或亲自去上海进货的商人陆续不断。解放初期，因战备关系沪温海轮曾停开。1958年重新开通，此后海上交通越来越繁盛，极盛时每天都有客轮来往于温州安澜亭码头和上海公平路码头，仍供不应求，甚至需隔夜排队购票，或开后门求票，或从黄牛手中高价购票也是常见。我曾多次乘坐沪温客轮，其中最大的民主号，吨位重达7000吨，可载1000多名乘客。航程约需20小时，故必须在船上过夜，早上早起可以观赏海上日出，看船尾海鸥逐浪盘旋觅食，皆赏心乐事。还可以在甲板上做广播体操，在俱乐部打乒乓球。后来因为路上交通越来越发达，特别是温州至金华铁路开通，沪温客轮于2000年停开。现在从温州到上海乘高铁最快仅需四小时，时间是节省了，但也失去海上航行的乐趣。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温州曾一度畸形繁荣，人称“小上海”。在近代历史上温州话几乎是全盘输入在上海诞生的新事物和新词，好多是外来词，例如自来火、司必令（锁）、凡士林、米达尺等。不仅输入词汇，也同时输入字音。例如“车”字温州话原读cei，用于称风车、水车等旧事物。后来从上海输入脚踏车、裁缝车、 黄包车、汽车等，同时也输入“车”字的上海读音co，用于称这些新式的事物。从此温州话的“车”有了新老两个读音co和cei。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人对温州人的一个看法是会做生意，哪儿能赚钱就到哪儿去，还有人埋怨温州炒房团炒高了上海的房价。大约从2000年开始，确实有温州人来上海买房子。之所以有此坏名声，是这些温州人往往集资购房、抱团购房、快速购房、批量购房，甚至一次性购进一栋楼房或一层楼面。有的人从看房到下单只需极短时间，甚至看一眼就决定购进。不过所谓“温州炒房团”也早已销声匿迹了。

上海人和温州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热衷于向海外移民。1950年左右大批上海人移居香港，而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热在上海尤其突出，大量上海人移居日本、澳洲、美国等世界各地。温州人移民海外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是移民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有更多的温州人投亲靠友，移居欧美。两者的主要区别是，温州人的内聚力很强，与在国内做生意一样，他们在海外也往往抱团，聚居在一起，形成温州人的社区，因此更容易保留原有的方言与文化。这样的社区分布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地，例如意大利的普拉托。而在海外的上海人则都是散居的，凝聚力不强，没有形成自己的社区，好处是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