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38年，我出生于新加坡，但在我心里，自己不是“海龟”，而是结着红领巾、戴着共青团徽、身着绿色军装，在党培养下长大成人祖国的“亲儿子”。如今，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祖国母亲的怀抱，我要将余生所有精力继续奉献给奋斗一生的国防卫生事业，直至心跳停止的那一刻。

好事多磨，参军从医梦终实现

上世纪30年代，我的父母一代在战乱和灾荒中背井离乡从广东省下南洋，先是前往印度尼西亚谋生，后来又辗转到了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我出生了，加上哥哥和姐姐，父母希望我们仨当中能有一条“根”留在祖国大地。1941年，3岁的我被母亲送回广东省梅县黄沙村老家，而就在那一年，积劳成疾的父亲因肺结核离世。母亲回到新加坡料理后事，我从此跟着叔叔在老家生活。

童年的日子在我印象里是青山绿水的美，也是一贫如洗的拮据。小学毕业后，因为交不起学费，我辍学了半年，直到隆文中学为贫困生设立助学金后，我才凭借优异的成绩重返校园。渐渐地我发现，在农村，没有知识没有技术，就不会有出路。上了初中后，我的生活几乎都靠人民助学金维持，心无旁骛的我每天脑海中只有一件事——读书。

1956年，我从省立广东梅州中学高中毕业。那一年，“国民党图谋反攻大陆”的消息传来，青年人都义愤填膺，因此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参军报效祖国。可惜，参军之路好事多磨：第一次因为有海外关系，空军没有去成；第二次因为体重不达标，海军也没去成。直到第三次，第四军医大学来招人，前来招考的老师告诉我，“出身无法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身体瘦小不要紧，可以锻炼。只有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为国防卫生事业服务？”“我愿意！”就这样，我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又当军人、又当医生的梦想。

要做好一名“人体工程师”

其实，我的学医之路深受两位叔公影响，一位名叫廖寿南的是梅县当地的中医，小时候经常看见他走街串巷为乡亲们开药治病；一位名叫廖罗士，是早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首任梅县人民医院院长。从事中西医的两位叔公，虽然领域不同，但都让我把“救死扶伤”的观念深植于心，要做好一名“人体工程师”。

我所在的医疗系共有280人，我在1956级的第三班40余名同学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班级里除了像我这样的应届生外，还有不少解放战争后从各部队保送来的干部学员。虽然因为战争，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训练，但丰富的经验与思考处理问题的能力，让18岁的我受益匪浅，只有遇到学习中的难点问题时，大家才可能争到面红耳赤。

除了吃饭、睡觉、锻炼，剩下的时间我几乎都用来看书。大一那年，解剖课老师李继硕即兴在黑板上画出人体结构图的本领让我们非常佩服，但轮到自己做时，就碰到了难题：我描述能力还不错，但医学绘图却不是强项。我提醒自己，医学是一门严谨的专业，唯有刻苦钻研、悉心观察才能取得成功。努力没有白费，毕业时，我成为了“五好学员”。

1961年夏天，我和另外18名同学一同幸运地分配到了第二军医大学（现海军军医大学）。这个《夜上海》中唱到的“不夜城”，就此成为了我的人生新舞台。

从零起步的皮肤科

1962年初，我在二军大完成了历时3个月的培训，新问题摆在面前：选择哪个科室作为未来方向？大内科与大外科是“香饽饽”，但我却选择了不起眼的皮肤科。因为在实习期间，皮肤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病人多、病种多、解决方法少。我希望能投入所有的精力，解决患者的伤痛，做出一些成绩报效祖国。就这样，我来到了长征医院皮肤科，当时连同我在内一共只有5名医生，几乎算是从零起步。

那一年，全国大规模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我们也深受鼓舞。一些皮肤病重症患者已经溃烂，我们主动上门换药；下了班，我们到附近的凤阳路菜场帮助农民拉菜；1963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又一同前往上海图书馆义务劳动。

1962年夏天，门诊来了一名41岁的患者，双手、双肘、双膝关节等都出现了暗褐色结节和坏死血性结痂，前臂有流脓的水疱，脸颊与臀部有斑丘疹等。这名十多年久治不愈的患者引起了我的重视：他的症状与结节性皮肤过敏疹和过敏性皮肤脉管炎都很相似，究竟是什么病？反复观察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后，我发现其皮肤损害与肝脏大小有直接联系，可能是结节坏死性皮炎。可使用了3种常规药物后，他的病情依旧原地踏步，我又重新反复查阅文献，终于找到了治疗方法。1965年，《中华皮肤科杂志》刊登了我以病例报告为基础写成的文章，这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文革”期间，因总后勤部命令，四所军医大学“调防”，因此我又回到了西安。直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我意识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来临了。当了17年皮肤病“全科医生”的我，从此将目光牢牢锁定了真菌病。

被全球收藏的“上海”菌株

1975年，调防结束回沪后，我参加了上海皮肤病普查。结果发现，47.6%受访者罹患头癣、手癣、足癣和体癣等各类浅部真菌病。我非常震撼，但同时意识到，虽然会看病，可我对“真菌”并不了解。为了打好基础，我联系了复旦大学微生物学系，希望能在工作之余做走读生，张继忠老师爽快地答应下来，我成了班级里特别的军装“大叔”。

1978年，科室收治了一名隐球菌性脑膜炎患者。这种疾病一年病死率达86%，两年病死率达92%，即便经过抗真菌治疗后，病死率仍高达25%至60%，存活患者也有20%的致残率。我也听到过同仁的抱怨，“隐球菌性脑膜炎不是皮肤科的事，为什么要到我们科里看？”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有挽救生命的能力，为何不去做呢？从第一例成功抢救开始，我反复推敲综合诊疗方案，将治愈率提高至97.5%。这一成果让我荣获军队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殊荣，后来，2010年的美国感染病学会也将该方案收入隐球菌病治疗指南。

1980年末，我在对一名初步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的患者进行脑脊液涂片检查时，发现菌体并非常见圆滚滚的新生隐球菌，而是奇异的细长形。为了弄清到底是什么菌种，我就在医院实验室窗外吊了个笼子，自己养小鼠，同时利用所有业余时间在复旦大学、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单位查阅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发现：这种神秘的菌是格特隐球菌的变种！长征医院实验室、复旦大学实验室与南京皮肤病研究所的三方论证证实了我的研究，我也给它取了名字——格特隐球菌ITS C型（S8012）。S代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第一个字母，8012则代表1980年12月。

如今，S8012作为唯一由中国学者贡献的菌株，被收录于美国、比利时、荷兰等全球各著名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向世界各研究机构的出售价格为295美元/株。但是，只要是国内有关单位进行研究使用，我都免费赠送。以往大家都说“同行是冤家”，但我不这么认为，医学需要更多人才一同合作，互帮互助，创造更多造福于民的新成果，因此同行应该是“兄弟”，是“亲家”。

人生四大梦想，至今仍在奋斗

其实，我的人生有四大梦想，第一个就是入党。1973年，在经过了17年的申请与考验后，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了自己儿时以来的梦。之后的两个梦想是做教授和评院士，不是为了所谓的名誉，而是希望通过更上一个平台，带领团队研究更多有价值的临床问题。发现S8012之后，我很快破格晋升了副教授、教授，直至2009年，我70岁那年，第4次申报工程院院士时终于成功。如今，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实现第四个梦想上：带好一支团队，培养青年接班人，甚至培养院士。

今年初，我和吴孟超院士一同从行政岗位上“光荣退休”，但我们依旧雷打不动天天到医院报到。创建长征医院皮肤病与真菌病研究所后，2011年，我又在国际上首次发现肺青霉球，菌种号以我的名字命名为“liaowq2011”。我想，下一步就要看青年人的了，终有一天，他们会踏上更多国际瞩目的舞台，将属于中国学者的成绩带给全球需要帮助的患者。

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从农村放牛娃，到为人民服务的军医，我如今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党的培养，因此我对祖国的情谊说不清道不完。“为理想追求不断，矢志不渝；为事业百折不挠，坚忍不拔。”这是我的座右铭，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部队需要，院士就是战士，我还要继续战斗，为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