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朱立伦、张善政、蔡英文之后，王金平也宣布竞选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一时间岛内群雄逐鹿。不过，也有人宁愿躲在背后当幕僚，也不愿站出来竞选。究其原因，绝不像他们嘴上说的“身体不好”或是“家人不支持”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难言之隐”。

首先是大环境不好，出来选自取其辱。2016年地区领导人选举时，中国国民党大佬们纷纷表示不出来参选，那时候王金平就以“家人不支持”为由拒绝党内征召。如今风水轮流转，2020年选举民进党选情堪忧，过去摩拳擦掌的党内大佬纷纷避战，直到目前也就蔡英文一人表态参选。反观国民党内多人竞选本党提名。顺风时一拥而上，逆风时悄无声息，这是政客们选与不选的最重要考量。

还有，就是不愿意让自己过于“阳光”。一旦宣布参选，岛内政客就再也没有隐私可言，过去有什么政治主张、跟哪些人有过接触、家人孩子有什么故事，甚至自己很多年前的一些花边新闻，都会通过发达的媒体暴露在公众面前。

比如，不少政客就认为，自己的财富都是合法取得，但担任公职后就会给政敌拿来大做文章，这么一来得不偿失，还不如继续过着富裕低调的日子。就拿去年底当选新北市长的国民党人侯友宜来说，他的妻子在阳明山拥有101间套房，总价高达1.7亿元新台币，是位年收入千万的包租婆。侯友宜在竞选新北市长时，就有竞争者指控他涉嫌隐匿与未申报财产，为此侯友宜不得不召开记者会澄清。即便现在风波平息，但全台湾都知道侯友宜一家不差钱了。

有人不选是因为不想“曝富”，也有人是因为不想花钱或花不起钱。投入选举一定会花钱，而且要大把大把地投钱。报名、参选要交钱，打广告要钱，插旗子要钱，发传单要钱，请人来站台，也要花钱给他们车子坐，提供便当和矿泉水。就算是义工，也得给适当的补贴。这些都算是上得了台面的钱，网上买“水军”要钱，造对手的谣也要花钱，这些就更无法明说了。

岛内法律对选举烧钱有最高限制。选地区领导人每位候选人是4亿新台币、县市长每人3000万到5000万新台币、民意代表1000万新台币。这只是明面上的数字，真正花的钱远超这个数。钱从哪里来，大致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企业或个人提供的政治献金，二是党内予以竞选补助。但如果党内经费拮据加上政治献金不足，那只能自己去张罗选举经费了。

比如，在去年底台北市长竞选中，柯文哲为了避免“拿人家手短”落下口实，把自己在台北的豪宅作抵押，贷款2000万新台币当自己的竞选基本经费。国民党党产被民进党当局冻结或没收，党中央对本党籍县市长候选人爱莫能助，台南市长参选人高思博的选举开销都来自夫妻俩的存款，以及两人各拿自己名下的房子去抵押贷款。

可问题是，花这些钱还未必能选得上。因此一些对政坛若即若离的人，也就不愿意花钱来趟选举这滩浑水了。

还有一点，参加选举肯定要影响生活。前面说的个人隐私曝光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生活品质的影响。一旦投入选战，穿什么、买什么、开什么车、吃什么都要有所考虑，否则就会被批评不够亲民、高高在上，进而影响自己的选情。岛内某位民意代表是瑞士名表的拥趸，但他当选后，那些名表只能放在家中把玩。一旦出席公开活动，他就会换上便宜的电子表，以展现自己“接地气”的那一面。

参选后也不会再有个人时间了，不仅是要为民服务随传随到，还要跑遍选区内婚丧嫁娶各种场子。为了展现亲民形象，同选民有最大程度的接触，还要从早到晚三班倒地参加造势会。连身体一向不错的韩国瑜，到了高雄市长竞选后期，身体也开始亮“红灯”了。

选举费力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费神。政客们要回答岛内媒体各种尖锐的问题，甚至还有些不知从何而来的谣言。很多学者从政后，就是因为受不了被媒体穷追猛打，最终挂冠而去重回校园。难怪许多人因为担心拉低生活品质就不参选，因为岛内“正常”的从政生活根本就没有品质可言。

由此可见，想选的理由大都是相似的，而不想选的心思各有各的不同。理由千万条，就看台湾政客选哪一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