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参加福建团审议时指出，“做企业、做事业，不是仅仅赚几个钱的问题。做实体经济，要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一个主业，这是本分。”习总书记的讲话立刻在社会各界引起热议，也激起了大家的共鸣。“实业”（industry）又叫“工业”，它是指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包括设计、制造、物流、销售、服务等整个产业链体系。从工业革命以来，实业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

实业可以救国，这是近代中国以张骞，荣德生，荣宗敬，胡厥文等为代表的实业家最直观、最强烈的报国理想。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强势碾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纺织、火柴、面粉加工等民生领域奄奄一息、顽强生存。但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连海关大权也拱手让人，何以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说过一句话：看看今天的中国，因为没有自己的工业，谁都可以欺负她！具有强大工业生产体系的日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和“南京大屠杀”的残暴。洋务运动的失败标志着近代企业家“实业报国”的理想以失败告终。

实业可以安邦。实业，尤其是制造业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体现得尤其明显，而福特的世界第一条汽车生产线是美国强大工业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1913年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生产线，以生产一种价廉物美的汽车——T型车。他在高地公园工厂建立了8幢大楼和12个卫星工厂，使汽车产量每一年翻一倍，速度达到每10秒生产一部T型车。在这种速度下，T型车在20年内生产了1500万辆，使汽车由5～6000美元的“富人专利”变成了普通家庭消费得起的大众消费品。福特曾经有过两个近乎狂妄的理想：一是每一个美国中产家庭买得起一辆T型车；二是每个在福特汽车工厂打工的工人一月的薪水足够买得起一辆T型车。后来这两个理想都顺利实现，为了后一个理想，在当时工人平均每天1—2美元的薪酬水平的条件下，他支付每天5-6美元的最高工资。正因此，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成为“车轮上的国家”，比中国人进入汽车时代提前了半个世纪。

这种汽车生产线将人类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以汽车制造为核心，福特发展出矿山、焦炭、炼钢、玻璃、纺织、橡胶、轮胎、收音机、发电机、发电厂、照相、自来水厂、汽车零配件制造等近100个相关行业，为300万男女提供生计。福特自豪地宣称：早上我们把矿石放进钢炉，到了傍晚我们的汽车就驶下了生产线，你把手放上去，汽车还是发烫的——这是人类从未有过的创造奇迹！

实业也可以使破败之国再度崛起。这一点在战后的日本尤其明显，二战之中，日本的工业体系被摧毁殆尽。日本上下沉浸在战败的阴影下，在军国主义之路走不通的情况下，以丰田喜一朗、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为代表的实业家确立了“实业报国”的知耻之勇。日本政府在日本财阀体制的基础上，确立对钢铁、造船、化工、电子、精密仪器等行业进行重点扶持的产业政策。

但日本的产业扶持有其独到之处：与西方流行的“弱肉强食” 、“强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日本同一行业往往同时扶持多家企业而不是某一家企业，这样在同一个行业中同时保留了多个竞争对手, 形成了日本产业的产业集群和强大梯队, 导致日本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比如，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同时存在丰田、日产 、三菱等一大批企业；游戏行业也同时存在任天堂、 Sony 、Sega 同行对手。 人们发现： “日本有 10 家汽车制造商 , 5 家大型钢铁企业 ,5 家单反相机制造商 , 10 多家半导体制造商” , “在几乎每一个行业 , 甚至在那些所谓成熟的产业 ,像钢铁 、铝、电视机和化工, 几乎都有 4 到 8 家公司为市场地位进行激烈争夺”。因此，日本实业出现了对内相互竞争、对外统一协调战略的奇特格局。

日本的实业崛起促成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对欧美的全面超越，这就是佛格尔在《日本第一》中所描述的——日本“横扫英国的摩托车业, 超越美国和德国的汽车生产，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 、摄影机 、光学仪器等生意，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 、钢琴 、拉链、一般用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 。

实业的背后是实业精神的支撑。当今世界工业强国的实业崛起，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因素复杂，但共同的一点是离不开“实业精神”：即科学管理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持之以恒的精神。

首先是科学管理的精神。有人提出，瓦特的蒸汽机使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所代表的“效率主义”与“科学管理运动”使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福特的第一条汽车生产线发明于1913年，恰逢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版三年之后，这并非一种巧合。泰罗强调：“即使在最原始的工种中也存在一种科学”——这种科学是可以通过实验、动作研究、经验整理并转化为规律、守则来获得的，而福特的生产线就是将与汽车生产相关的每一个工种、每一个流程、每一种工具变成了科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认为“泰罗过时”、彻底否定泰罗的思潮。殊不知中国的现代制造业要确立起一流的现场管理和先进的工厂管理，我们需要“永远的泰罗”——具有时代局限的“泰罗制”的确过时了，泰罗所做过的动作研究、搬运生铁的实验、切削实验的确过时了，但它所强调的科学精神，而这种科学深藏于管理的每一个工种、流程、环节中——这种科学管理的精神正有待向制造大国迈进的每一个现代管理者去认真发现。

其次是精益求精的精神。在日本的质量管理和TQM中，这一点得到完美诠释。到日本参观的欧美领导人，都会惊诧于日本工人对质量改进的“宗教般的狂热”，他们孜孜以求，毕其生于一物，终生专注于单反相机的改进、发动机效率的优化、车门安全性能的提高，我们称之为“匠人精神”。它使日本经过短短三十年的努力 ,从粗制滥造、质量低劣之国一跃成为“世界质量的领袖”，极大地提高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据统计 , 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世界 500 强的日本企业为 31 家；到 90年代则增加到了 141 家, 占到世界 500 强的 30 % 。同时，在每年进行的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排名中,日本都有 4 个品牌稳稳占据着前 10 名的位置；每年都有 25 -30 个日本品牌占据着全球 1000 个品牌中的前列位置。与此同时, 日本正由产品质量大国向生活质量大国的方向稳步迈进。日本的基尼系数是 0.285，是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的离婚率为 0.23 %，是“ 后现代化”时代的亚洲最低的；日本女性平均寿命超过 85岁，男性平均寿命超过 78 岁, 名列全球第一。

再次是持之以恒的精神。赫尔曼•西蒙将那些销售额达20亿欧元以上、占据国际市场第一、第二名的中小企业称为“隐形冠军”。根据他的研究，全世界符合“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约3000家，而德国就占了1307家，为中国的19倍。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花费几十甚至上百年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的特定产品，将这种产品做到极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持之以恒的专注精神。这种专注精神使它们作为中间商并不为普通消费者所知晓，但它们能一种特定产品，哪怕是一个窗扣、一颗螺丝做到世界最好。日本、德国的经验表明，这些制造强国的某一项高精尖产品背后。都有许多这样的隐形冠军承担着无形的支撑。当今中国不缺能赚钱、会赚钱的企业，但极缺在“大国重器”中承担一颗螺丝、一个轴承、一个精密部件的“隐形冠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也造就了某些经济领域的日新月异的经济奇迹，但这无形中也助长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浮戾之气和虚夸之风：一股崇尚赚大钱、赚快钱、轻松赚钱的“暴富心态”，而缺少了做实业、守主业、持之以恒的实业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由“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宏伟战略。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集中主业、聚焦实业的关键时刻。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