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张小红，这个名字太普通了，上“百度”一搜，马上跳出全国各地的，同名同姓，几十个。

9年前的冬天，收到一短信，告知张小红已走了。半晌无语。虽然早知道她病得不轻，没想到这么快，年仅49岁，就与我们阴阳两隔了。　

我知道她小时候患哮喘，因为严重，曾休学一年，但这次却是万恶的癌症夺取了她的生命。　

认识她在30多年前，华师大成人教育学院历史系，我们是同学。她圆脸，带眼镜，清水挂面短发，蓝背带裤，清纯得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学生。其时她在虹口东海电影院当财务。一接触，觉得她人热忱，笃实，肯吃亏，没有城府。

不久，她被抽调去筹备虹口多伦路左联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此后，每逢期末考试前，我们学习小组几个同学夜间都集中到左联纪念馆，温课做题目，张小红在一旁边听边做记录。几天后，她把整理好的答案复印好交到我们手里。有个一道温课的女同学拿到后，再加上她从其他小组拿来的答案比照后补充，但秘不示人，所以往往考后分数比张小红高几分。当我们为张小红抱不平时，她淡淡一笑了之。

毕业后，我曾经到大连路她家送书，当时她跟父母住在一起。她父亲是东海舰队的转业军人，很朴实，不善言辞。张小红房间有一张上下铺的行军床，下铺放着卧具，上铺堆满书籍。很像一个正在读研的学生。

此时，她已正式调左联纪念馆，并参与编写《虹口文化志》。作为学历史的，她虽没有做到像老祖宗司马迁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她从不光钻故纸堆，从资料到资料，而是边披阅资料，烂熟于心，边按图索骥，实地踏访。她曾对我说，因为是土生土长的虹口人，小时候还在景云里住过一段时间，对虹口有感情，她是越跑越有味道，也越跑越有发现。就这样，做事笃实的她，跑遍了多伦路方圆一二平方公里，找健在的见证人和名人后代谈话，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名人在虹口的故居老宅，摸得了如指掌。为此后虹口文化局给虹口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丁玲、沈尹默等十大文化名人寓所挂牌，提供了翔实的一手资料。

她还走南闯北出差，遍访尚健在的左联老盟员。她的馆长曾告诉我，张小红工作认真，有亲和力。她到北京找丁玲，到广州找欧阳山，总能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将一车车的文物运回来。他对新进人员介绍张小红时，说搞文博工作，就要像她一样，有热情，有恒心。

大概是1998年，我为写一篇柔石的文章，到左联纪念馆问她借资料。当天气温高，左联纪念馆的几个姑娘在底楼一个有空调的房间吹凉，问到张小红，回答说在三层阁呢。上楼看到她一个人，电风扇开着，但吹出来的都是热风，她右手写字，左手用毛巾擦汗。我问她，热不热，她说这儿清净，思路畅通，能写出文章来。我当时很感动，觉得她太用功了。

2000年，她出了《文坛之光》和《左联五烈士传记》，着实叫人吃了一惊。不显山不露水的，她不写则已，一写就是厚厚实实的两本，评上了副高职称，当上了左联纪念馆副馆长。但我知道，写此书时，她曾哮喘发作，住过院，因为哮喘病严重，她一生未婚。但是抱着“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之心，扎硬寨打死仗，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此中艰辛，非外人可知。

2002年，她调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凭着在虹口文化局打下的扎实学术功底，用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了《左联与中国共产党》一书，还参与了《建党辞典》的编撰。2006年，她获正高职称，并升任一大纪念馆副馆长。2007年，她劳累过度，又一次哮喘病发作住院。出院后，又埋头看书、著书。从她到左联纪念馆算起，她一共写了10多本书，

要说我们同学中，职位比她高的有几个，但有正高职称的，仅她一人而已，不得不教人佩服。但现在回头想想，她那么尽心尽力工作，是在透支生命啊。

2010年3月2日，我因为写了一篇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与左联的文章，被邀请参加在鲁迅纪念馆纪念召开左联成立80周年大会。签到时，领到了四本书，其中三本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她的著作。在会场我找到她时，好几年没见，她变化不大，稍微胖了点。我给她一本我的散文集，里面有一篇《情系景云里》，是专门写她的。当有人打趣地对她说：“今天可是‘祖国山河一片红’啊！”——暗指与会者手里都拿着她张小红的书，虽然是调侃，她也很高兴。可谁会想到，这竟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年了。　

不久，就听到她患乳腺癌的消息，我到九院去看过她一次，那时她刚动过手术，很羸弱，但情绪平静，这一天窗外大雪纷飞。听陪床的她的挚友红玉告诉我，小红住院后，先是化疗，再动手术，麻醉时，因她哮喘厉害，不敢多用药。手术前，很乐观。主刀的郭医生问她，昨晚睡得好不好？她笑着说，郭医生您睡得好不好？医生说，我睡得可以的。她说，那就好了。

听到她噩耗的那一夜，突然回忆起，那是某次我去左联纪念馆看她，她告诉我，多伦路上有一组左联五烈士的塑像，有同事说：“你的脸很像五烈士当中的冯铿，大概是她的转世吧？”当时我看了看她，觉得是有些像。没承想一语成谶。

她去世几个月后，我在虹口图书馆参加了她的追思会。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原鲁迅纪念馆王馆长的话。他说，小红是20多年的好朋友。我们1990年认识。一个充满活力年轻的生命，只活了49年，身体情况孱弱，却迸发出灿烂之花。她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却是左联专家，党史专家，学术成果多。“要赶快做”，是她的信条。因为多病，她生存质量不高，但生命质量高，即在生命管理，灵魂管理上，取得了最大成功。信者斯言。

她留下的，绝不会是一片空白。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