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被多重解读的，才是当之无愧的杰作。对于电影《绿皮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公路片，也不妨说是一部历险或历史片，还可说是一部反思社会的伦理或哲理片。

此片有一个简单而清晰的“故事核”：一位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的黑人钢琴大师，前往美国南方巡回演出。

那时，是1962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在世上还有最后一年可以活，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还是美国司法部长，马丁·路德·金还没有在林肯纪念堂前豪情万丈地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那时，未来将成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刚刚一岁。那时，黑人还被叫作“黑人”甚至“黑鬼”，而不是“非洲裔美国人”。

那时，美国的南方对黑人充满了敌意，至少是满满的蔑视之意。“隔离但平等”的种族歧视政策在南方依然没有被实质废除，黑人与白人不能在同一个餐厅吃饭，不能在同一个旅馆住宿，不能在同一个洗手间方便。

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拥有办公室和豪华住房，两次被邀请到白宫演奏的既有天分又有勇气的音乐家雪利博士，在美国南方，他会因为他黝黑的肤色而遭遇什么呢？

行程并不轻松，雪利博士尽管才华横溢、举止优雅、相貌堂堂，总是用不怒自威的神情、挺直的腰背和一次次的抗争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强大的传统积习，总想要压榨出他各种头衔下的脆弱和无助来。

雪利博士在酒吧遭到围攻后被解救

“虎落平阳被犬欺，鱼游浅水遭虾戏”，在纽约如同部落酋长一般的博士，在南方则频遭羞辱，面临性命之忧，经受了牢狱之灾。

雪利博士去南方，“那时是欣然前往的”，哪怕他待在纽约演奏，会获得三倍的报酬。他去南方，是比马丁·路德·金博士更早的长途权利宣示，也是比后者更早的远程平等游行，他想告诉世人，黑人既然能和白人一样取得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也应该在各方面给予一视同仁的对待。但是他发现，白人觉得欣赏音乐是拥有高雅文化的体现，但是一旦演奏者走下舞台，白人就会将演奏者的肤色摆在第一位，这才是白人真正的文化。在最后一场演出开始前，他选择违反合同，为了尊严放弃演出，这是一种自发的、个体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

雪利博士去南方，是比马丁·路德·金博士更早更艰苦的远征，因为他只有一个司机兼保镖作同伴，因为他比金博士更有“野心”，他想在追逐音乐梦想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实现自己的正义梦想。

雪利博士是隐忍的、克制的，他有着所谓上流社会的“涵养”，有着所谓成功人士的成熟、大度与包容，他不说脏话，他从不诅咒，他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这不是他的全部，就像鲁迅评价陶渊明：“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雪利博士其实有道德“洁癖”，如果司机不向商店归还在店前捡拾的玉石，他坚决不走；他也有“义愤填膺”的时候，他平静的外表下有点“愤世嫉俗”。

马丁·路德金在演讲

极端敏感，一触即叫，动辄暴跳如雷，这确实是毫无修养的体现，但有人保持对不合理习俗的愤恨与憎恶，这才是一个社会变得更好的动力之源。促进社会改变的绝对不是那些浑浑噩噩之辈、唯唯诺诺之徒，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声音的人。“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极少数人对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的愤慨，才是多数人享受合理、公平、正义的福音与先声。

正是由于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罗莎·帕克斯、雪利博士和金博士等黑人的觉醒，才有了多少年后那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入主白宫。

当年可以作为黑人旅行指南的“绿皮书”，也是可以反映美国民权发展历程的一页“白皮书”。

本文由上海文艺评论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