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团结动员群众”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发挥坚强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维度。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迅猛转型，社会结构呈现多元化、个体追求日趋多样化、人口流动不断加速，城市基层党组织对社会成员的规制力和引导力逐渐下降，现实中开展社会动员的实效性面临极大挑战。如何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引领动员能力成为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层党组织进行社会动员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逐渐减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强化科层式管理，凸显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并有意识地为社会让渡出更多的发展空间，培育社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鼓励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发展。由此，党、政、企、社角色定位随之发生重构。原有的以政治指令强制发动、社会被动参与的动员模式愈加难以奏效，社会成员的响应性、积极性、主动性不断降低，甚至出现麻木或厌恶的情绪。

长期以来，社会动员是党和政府应对绩效压力、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基层党组织依托高度整合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单一主体动员、非制度化运行、强调效率优先、强化政治宣传的动员机制。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治理的结构基础发生了巨变，由高度整合的社会向日渐碎片化的社会转型，多中心治理、制度化建构、呼唤社会公正、自媒体崛起等因素给传统的社会动员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社会动员离不开动员客体的政治认同和思想统一。然而，西方文化渗透、历史虚无主义蔓延、多元文化思潮涌动等问题对主流价值取向的侵蚀日益加剧，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愈加激烈。一些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仅是消极接受和被动认可，加之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叠加效应，致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感召力面临严峻考验。基层党组织难以单纯依托意识形态统一思想，有效发动社会成员、促成一致行动。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的“神经末梢”，是党执政大厦的根基。在现实世界中，一些基层党支部忽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政治意识和政治责任感淡薄，基层党组织出现地位虚化、功能空化、工作僵化、作用弱化的趋势，“党员见不到、政策送不到、活动管不到”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导致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动员力的严重下降。

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是个体对体制依附程度逐渐降低。随着政府从全能型、管制型开始向有限型、服务型转变，国家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空间释放出来，社会和市场正成为与国家并列、相对独立地提供资源和机会的主体，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不再单一性地依赖体制的供给和配置，而是能够通过市场化、社会化的方式来获取体制外的优质资源。因此，愈来愈多的社会成员开始脱离国家主导的行为规制和行动引导，造成了基层政权社会动员能力的弱化。

二是“熟人社会”转为“陌生人”的“流动”社区。从单位制向街居制、社区制的转变，客观上促使社区结构从同质的单一性“熟人社会”向异质的“陌生人”社会转化。一方面，社区的利益结构和需求结构出现多元分化；另一方面，社区的人员流动性逐渐增强。当前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愈加普遍，特别是特大城市社区中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社区，致使基层党组织所面临的动员对象高度异质化且日趋复杂多变，势必加大了进行社会动员的难度。

三是新媒体时代的功利性碎片化信息冲击。社交媒体打破了以往由政治精英、专业媒体、新闻机构所发起、运行和控制的信息传播格局，成为民众意见表达、交流互动、组织协作的重要工具。然而，传播平等性的副产品则是功利性碎片化信息冲击。由于缺乏及时的纠察机制和有效的过滤程序，海量的良莠不齐的碎片化信息充斥着网络传播，功利性的、非理性的、消极的言论在网络空间中不断冲击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四是自我意识的增强与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呼唤。近年来出现的大量业主维权事件，表明中国民众的个人意识逐步增强，对关涉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事件具有较高的表达与参与诉求。

基层党组织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路径思考

首先要构建“扁平化”社会动员体系。从动员主体的角度而言，必须进一步探索以街道党工委、居民区党支部、基层党员为轴心的三级社会动员发动体系，提升组织内部的运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从动员客体的角度而言，建构多元化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会动员响应体系，通过“熟人圈”、“趣缘圈”、“业缘圈”搭建纵横交织的社会网络，积聚社会动员所依赖的社会资本。从动员介体的角度而言，基层党组织必须借助互联网及新媒体工具增强与普通民众的直接互动和思想交流，将其作为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动员社会力量的“主战场”，以多样化、即时化、生动化的传播形式向社会成员宣导政治理念，形成有效动员所必需的价值基础和理念认同。

其次要挖掘群团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动员潜能。基层党组织应广泛联系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积极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拓展团结群众、动员民众的组织基础，使之成为党组织服务群众、引导群众、带动群众、启发群众的“好帮手”。同时，充分利用各类新兴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植根基层、服务民众的特质，使之成为党组织联系不同方面群众的中介机构，发挥其对所属成员思想动员、凝聚共识、行为引导的积极作用。

第三是探索多样化的社会动员模式。从区位角度而言，城市中心城区集聚了大量的中产阶层，人口综合素质较好、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和社会组织化程度均比较高。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应以社区自治组织、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为主要抓手，通过素质优良的社区骨干队伍展开引导、说服和动员工作，并建立相应的荣誉体系和表彰制度；相比而言，城郊外来务工者集聚的社区较多，社会动员宜采取区域化党建和“大党委制”的方式，特别是及时吸纳流动党员担纲社区建设的“响应者”、“参与者”、“推动者”，以基层党建为核心推进组织拓展、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工作。

第四是充分发挥政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进行有效社会动员必须以充分发挥其服务群众的功能为支撑。各级党组织应转变思想观念，从基层社会的管控者真正转化为基层群众的服务者，树立“对下服务”的工作理念，强化服务基层的工作导向，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协调好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提升民众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支持度，奠定动员社会成员的民意基础和情感基础。同时，要坚持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向基层倾斜。让基层党组织做到有权、有物、有人，工作职能与资源配置相匹配，保障其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

最后是社会动员的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基层党组织进行社会动员需要遵循法治路径和民主理念。首先，通过法律法规和民众协商的方式避免权力意志的过度干扰和领导干部的个人专断。其次，社会动员的目标、方式和程序等环节必须加强制度化建设，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限定社会动员的启动、运行、终止机制及动员范畴。最后，社会动员的议题设置、目标确立、动员方式等内容需要经过意见征集、意见讨论、意见整合等程序，实现民主化决策、程序化实施及透明化监督。总之，唯有实现程序规范与诉求正义的有机统一方可产生真正的社会动员之力。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党的建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