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面包有个奇异的名字crazy bake（疯狂面包）。更奇异的，是制作它们的面包师：一群精神病患者。

面包房里，八九个人都戴着白帽、白口罩，系着白围裙，站在桌案四周，各自揉搓面团。工作人员介绍，当中一位是专业面包师傅，其余几位都是精神病人。但几分钟后，他们一穿插走动，谁是师傅，谁是病人，就再也分不清了。

面包房里的景象颠覆了我们对精神病人的刻板印象。他们并非疯疯癫癫、满口胡话。在稳定期，他们神志清醒，可以做面包、卖面包，可以和你讨论朴树的音乐、鲍勃·迪伦的个性、周国平的文章，甚至会照顾别人的需求和感受。

“疯狂面包”是北京市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下文简称托管中心）的一个康复项目。“做面包以后，病人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说，“但要真正融入社会却困难重重。”例如，托管中心曾尝试在居民小区租房，作为集体宿舍，帮助他们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此举令居民反感，不少人的看法是：“我不歧视精神病人，但不要住在我的小区里。”这项实验坚持了近10年，最终还是停止了。北京海淀区、广州、深圳等地的类似尝试都遇到过同样困难。

做面包、租民居本是过渡手段，最终目标是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但至今，他们仍旧在封闭的铁门背后做着面包。回归自我易，回归社会难，精神病人康复之路依然漫长。

异想天开

 面包师在包装面包。余晨扬 摄

一道朱红的大铁门将托管中心的小院和外界隔开。铁门一旁是另一扇铁门。可以自由出入的，只有工作人员和院里的一笼鸽子。太阳一升起，鸽子就结队飞到野外觅食，吃饱了便在小院上空盘旋。

面包房所在的托管中心，地处北京市东五环外的朝阳区黑庄户乡，向东几里就是通州。小院占地7亩，前后3进平房，住着190多名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患者。在面包房工作的，是其中病情最稳定的几个。

早上7点多，面包房开工。炉子烧上水，烤箱开始预热，不一会儿，屋里就已热气腾腾。冬日阳光透过窗玻璃射进来，散布在氤氲的水汽里，映得面包房如同一幅逆光的油画。

“画布”中央站着宋跃。宋跃50岁，精神障碍患者，在托管中心生活了18年。他是面包房的创始员工兼主力。此刻，他把手中的面团揉成了长条，两手各拎一端，左一搭、右一搭，只几秒钟，就编成了麻花状。“这种面包叫challah（白面包），长得像我们的麻花，所以也管它叫麻花。”宋跃说。

他又指着案台上刚刚出炉的一种大面包说：“那是rustic Italian，rustic意思是乡村，就是意大利乡村面包。”他走过去，耳朵贴近冒着热气的意大利乡村面包，说：“你听，面包里还有声儿呢，噼噼啪啪，像篝火在燃烧。”

面包房里肉桂的香气渐浓。“cinnamon rolls（肉桂卷）快好了。”一个个英语单词从宋跃嘴里蹦出来。他倒不是故意卖弄，原来，疯狂面包项目最初由两位欧洲志愿者——伊万、娜塔莎发起，面包产品都延用了英文名。

伊万后来回忆说：“刚开始做面包的时候，他们（精神病人）觉得我比他们还疯。他们从没做过面包，也没有兴趣学，觉得没人会买。而我会做，我可以教他们，我就是想他们有点事情做。”

伊万、娜塔莎异想天开的点子竟然成真了。光从面包房里弥漫的香味就能断定。宋跃的同事老赵也是患者，负责烤箱。他看看墙上挂钟，确信肉桂卷可以出炉了。他左手打开烤箱箱门，戴着隔热手套的右手取出托盘。屋里的香气一时更浓了。另一位面包师告诉我们，今天做了12个肉桂卷，客人预订了10个，多出两个，于是递给我们一人一个。我们一片片撕开，放入口中，甜味一点点扩散开来，伴着黄油的芬芳，当然，还有肉桂。

听到客人啧啧称赞，他们才意识到此前屋里一直太安静。“杨莉，今天怎么没放音乐？”有人问一位壮硕的女面包师。“我怕影响他们。”杨莉回答。她口中的“他们”，就是指我们——采访疯狂面包的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杨莉52岁，看起来要年轻得多。她是全中心唯一获准使用手机的病人。每次烤面包，她都会把手机连上蓝牙音箱，播音乐给大家听。今天她怕影响采访才没放。听说访客并不介意，轻柔的钢琴曲随即响起。“这是肖邦的小夜曲。”她说。

将近10点，最后一炉面包出炉。宋跃和他的同伴将牛角、肉桂卷等小面包码在托盘里，火锅、麻花、法棍等大面包一一装袋，再贴上crazy bake标签。大面包要送给预订的客户，小的则运到20多公里外的德国使馆学校零售。

德国使馆学校是两位欧洲志愿者帮忙联系的，从2005年起，每周二上午零售一次，十多年来从未中断。宋跃贴完最后一张标签，刚好10点。他们要赶在11点左右孩子们下课时摆好摊位。

跨出铁门

面包师傅吕文海开车，宋跃和老赵两人坐在后排。这辆长城小汽车是用卖面包挣的钱买的，至今快10年了。

汽车沿着村道向西。宋跃转头向车窗外看去，只见道边原先一字排开的村舍已经变成红白相间的瓦砾堆，就像一列多米诺骨牌，从村口一路倒下，马上就要轮到最后一枚——托管中心。

托管中心所在的黑庄户乡苏坟村正在整体拆迁，100多户村民大多已经搬走。等到开春，托管中心也将迁到更远的郊区顺义。

穿过瓦砾堆，汽车驶上公路。后排座位上，老赵眯上了眼，手里的核桃转得咯咯响。宋跃的目光从窗外收回，也闭上了眼。

宋跃和老赵都是2000年后进的托管中心，此后与世隔绝，去德国使馆学校零售是他们在中心以外仅有的活动。这是令人羡慕的美差，因为190多名病人当中，除了杨莉，只有他们能每周一次跨出铁门。

宋跃说，起初很想四处看看，可生病日久，兴趣渐失。他俩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各处地名都知道，但过去十几年外面世界完全变了，现在这些地方到底是什么样，他们全然不知。对他们来说，“北京”只是一个熟悉的名称。

一个小时以后，车开进了德国使馆学校。装满面包的托盘一摆上桌，十几个孩子就排上了队。他们是德国外交官和德企员工的子女，从一年级小朋友到高中生都有。

宋跃管卖，老赵管收钱。买面包的孩子们或用英语或用汉语，宋跃则相应在两种语言间切换。刚过10分钟，带来的100多个小面包已经卖掉大半。老赵手里攥的钞票也越来越厚。

这时，排到了一个混血小女孩，七八岁模样，棕色头发，嘴角挂着甜甜的笑。她指着托盘里的牛角面包说：“要三个这个。”宋跃取过一个纸袋，正打算把三个面包塞进去。小女孩又说：“要三个袋子。”

“一个袋子好不好？吃的时候一个个拿。”宋跃问。

“不好，要三个袋子。”小女孩不同意，嘴角仍带着笑。

宋跃摇摇头，自言自语：“袋子就是这么造完的。”听起来像埋怨，但很明显，他满心喜悦。他喜欢这些天使般的孩子。

小女孩拿起三个纸袋，分给身边的两个小女孩一人一袋，然后一起走到旁边空地吃了起来。

过了两三分钟，她又走回宋跃面前，问：“半个面包多少钱？”宋跃笑而不答，对老赵说：“她跟我开玩笑呢。”

在德国使馆学校卖面包十多年，他们太了解这帮孩子了。宋跃说：“德国女孩小时候都淘。我们刚来卖面包那一年，也有一个小女孩，跟她一般大，不买面包，就在托盘里捡面包屑吃，吃完了还问我们，能不能送她一个。见我们不肯，她上来就踩我们脚，踩完就跑。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前几年她再来买面包时，已经出落成了窈窕的大姑娘，温柔地问‘我能不能买一个这个’，那声音特淑女。”

这一天，只用了十几分钟，100多个面包便卖光了。排在队伍最后的几个孩子朝空托盘里瞧了瞧，撇撇嘴走开了。

三人返回托管中心时，已过饭点。他们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吕文海点了一碗刀削面，宋跃、老赵各点了一碗回锅肉盖饭，一共40元。

回不了家

下午的时光是一天中最闲适的。杨莉外出赶集回来，她之前坐了4站公交车，去郭家场的集市买了水果，顺便“打理了一下”——花38元理了发。她病情较轻，而且状况稳定，因此托管中心主任杨云给了她最大自由：可以用手机，可以上网，可以独自外出，可以自己做饭。这些都是其他病人没有的权利。

此刻，她坐在床头，手捧周国平的自传《岁月与性情》。这是她最喜欢的书，读过好多遍，她说能从这本书里找到自己心灵的影子。

书上有这样一段话，她划了线：“我原是一个易感的人，容易为情所困，跳不出来。我又是一个天性悲观的人，从小就想死亡的问题，容易看破红尘。因此，我面临双重的危险，既可能毁于色，也可能堕入空。我的一生实际上都是在与这两种危险作斗争，在色与空之间寻找一个安全的中间地带。”

生病前，杨莉在出版社工作，有一个相爱的男友。“1996年，我们本来打算结婚，我去算卦，人家说要到1999年才能结，等到了1999年，情况都变了，我们阴差阳错地分开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一个人，觉得一个人也挺好。我原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后来变成了冷酷的人。”她把书放到床上，正好遮住了床单上印染的英文单词sensitive（敏感）。

她说，在面包房工作以后，随着和宋跃他们的交往，逐渐找到了正常生活的状态，“感觉原来的自己又回来了”。即便如此，她也回不去外面的家了。她说：“外面没有亲人，这里就是我家。”

很多精神病人即使有亲人，家也难回。几年前，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评估了300多名住院患者，认为其中150多名符合出院条件。医院随后召开患者家属座谈会，但几乎所有参加座谈会的家属都反对患者出院。院长李秀文回忆，有的家属当场质问医院领导：“你们怎么能让患者回家呢？回到家我们管不了他……”

图为托管中心的院子。 宰飞 摄

杨莉把托管中心当成永远的家。她床头的墙上，钉着两排白色书架（这也是杨主任给她的特殊待遇）。书架上，还有一本《岁月与性情》。杨莉说：“这本书借过给宋跃，他后来找不到，我又买了一本，然后他又找到了还给我，所以有两本。”在托管中心，她和宋跃最聊得来。“他很有水平，会英语、会唱歌，做过大学老师，还开过小公司。”她说，“宋跃时常回忆生病前的人生起伏。”

宋跃此时正坐在男病区的房间里，看着鸽子在空中转圈。若不是吉他刚刚坏了，他会弹唱一曲鲍勃·迪伦的《Blowin' in the Wind》（《飘荡在风中》）。

一个人要经历多长的旅途，
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
鸽子要飞跃几重大海，
才能在沙滩上安眠……

他说：“我不喜欢那些软绵绵的love songs（情歌），我更喜欢这些励志的。还有一首《北风》，也是写男人的沧桑，我太喜欢了。我是光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般男人的苦和累我只能去猜，没有经历过，但我敢说，一定不容易。”

“你问我有没有想过成家？有啊，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dream（梦），我也是个dreamer（梦想家）。”说着，他拿起枕头，露出枕套上的英文印花dreamer。

他说：“成家的事很复杂，如果看对眼了，先交朋友，那就不能蒙人家吧？有这个病，要跟人家实话讲吧？这就涉及到社会的接纳程度。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进行‘中途宿舍’项目的时候，有几个大学生帮我们做康复活动（贴墙纸，装饰房间）。那天，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做公益，有个女孩掉队了。我就告诉她，那几个女孩刚走。她问我，‘您是负责这儿的义工吗？’我说，‘不是，我跟他们一样，是在这康复的病人。’她脸色变了，转头就走。”

宋跃说的“中途宿舍”是精神病人融入社会的另一项尝试。2007年，托管中心引进了意大利和中国香港的康复经验，在附近的东旭新村租了一幢别墅做集体宿舍，几名稳定期的精神病人在医生的照顾下过居家生活。他们要学习理财、做饭、买菜、打扫卫生。

宋跃、杨莉等都曾是中途宿舍的舍友，用杨莉的话说，在那里住有“过日子”的感觉。中途宿舍项目于2017年结束。关于结束原因，托管中心和病人都不愿意多说。但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明确的：社区居民难以接受和精神病人住在一起。

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的中途宿舍也遭遇过类似阻力。李秀文说：“我们没想到，居民的反应那么强烈，拒交物业费、水电费，不允许患者出门。我们持续了一年，实在坚持不下去。”

2017年，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卫生计生委、中国残联起草的《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80%以上的县（市、区）广泛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这是精神障碍患者最终摆脱疾病、回归社会的重要途径。但国内一项学术调查表明，39.6%的人认为精神病人应与社区其他人隔离。

就在2017年，在中途宿舍住了近10年后，宋跃重回托管中心，再次和外界隔离。

下午4点多，昏黄的阳光照进房间，照在他颇像演员陈道明的脸上。他出神地望着窗外。天上，鸽子成群结队，自由飞翔。

（注：患者姓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