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红学”一词由道光年间的松江人朱昌鼎首创，对后世影响极大。这次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室主任凌利中，又首创了“董学”概念，这或将成为董其昌研究的一次重大事件。

今天，美国、德国、荷兰、英国、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学者，共计80多人，一起来到董其昌的家乡——松江醉白池公园，感受此地的乡土民情与人文土壤，参观了新落成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并参加相关国际研讨会。作为该馆学术顾问的凌利中提出了“董学”概念，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和响应。

“董学”概念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今上海市），明朝后期大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存世作品有《岩居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

凌利中认为，“董其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无论是诗文书画，都有其独到之处。尤其在书画史上，董其昌享有崇高的地位，与赵孟頫可以比肩媲美。我说‘董学’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在此次国际研讨会这么多中外学者的多达55篇专业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形成的这样一个概念。当然，所谓‘董学’肯定是先在书画史上开端，然后再延伸至他的各个方面，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肯定会挖出更多‘宝藏’。现在研究董其昌的已有成果，实际上也是‘董学’的一部分。”

美国哈佛大学东方艺术史博士李慧闻女士，一直在研究董其昌。她说：“我第一次来松江是1986年，当时看不到董其昌的任何作品，看董其昌的作品要向有关部门申请，获得批准才能看。第二次来松江是1989年，当时在红楼宾馆开了一个董其昌的书画艺术研讨会。这是第三次，看到松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真的非常惊讶。”来自日本实践女子大学的宫崎法子教授，也曾在前年和去年，来到松江考察董其昌的遗迹，加上这次已经是第三次来了，小昆山、佘山、天马山、横云山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如何“增加”真迹

不过也有参观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张子宁说：“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中，绝大部分的藏品都是复制件，如果能多一些真迹就好了。”接着他又补充道：“上海博物馆还有80%的董其昌真迹还没拿出来，现在信息发达都可以转借，如果能够沟通好，定期将一些真迹放在董其昌书画艺术馆里展出，这样就显得规格更高了。”

来自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学者朱惠良女士，参观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时，说：“董其昌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多，现在全世界研究他的学者也很多。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研究董其昌，其实都是弱水三千取其一瓢而已。很高兴能够看到松江建成这么棒的一个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　　

“追寻”先贤遗迹

参观董其昌书画艺术馆后，中外游客意犹未尽，接着又游览了醉白池的几个景点，大家一起来到区文广局召开了一次“董其昌与松江”的座谈会。座谈会上，松江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尹军说，介绍了董其昌与松江的关系，董其昌本是马桥镇人（今属闵行区），其外婆家在松江叶榭镇，董其昌从小寄居外婆家，在叶榭水月庵读书，后来移居松江府城，拜了多位松江乡贤为师。董其昌不仅是个书画家，而且是个“教育家”，他一生都在做“教育官员”，退休时职务也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所以，研究董其昌的方方面面，足以支撑“董学”这个概念。

当天下午，中外学者又一起到佘山等地，考察了有关陈继儒的遗迹。陈继儒是董其昌最好的朋友，赞同书画同源，有不少书画、诗文作品传世，两人堪称闪耀明末艺坛的“双子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