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引发外界关注。众所周知的是，上博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皆藏有一幅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系两岸有名的“双包案”。两者孰为真，孰为假？1月21日至23日，董其昌书画艺术国际研讨会在上博举行，关于其画作的真伪之辨，引得学界议论纷纷。

明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明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台北本为高士奇摹本

董其昌是文人画史上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他的影响不仅波及赵左、沈士充等松江籍画家，更不限于一时一地，或一家一派。随之发生的，便是其书画赝品之空前泛滥现象，为继文徵明后最多的一位，故称“滥董”。此现象董其昌在世时便已出现，1604年，董氏在赠友人杨玄荫的《嘉树垂阴图》轴上自题透露54岁时已有赝品行世。

明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滥董”作伪水准之高超，也给董其昌作品的真伪辨析增加了不少难点。上博、台北故宫分藏的两本《烟江叠嶂图》卷是典型的双包现象，其中上博本原为吴湖帆外祖沈树镛旧藏。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书画鉴定家钟银兰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过相关论文，对台北本提出质疑。而据上博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最新考证，他认为台北本不仅是伪作，而且是由高士奇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临摹的。

此观点可得到多方印证。其一，清人王鸿绪《横云山人集》记载，1689年春，高士奇获挚友王鸿绪所寄其藏《烟江叠嶂图》卷（上博本），兴奋之余当即和东坡韵作答并题于卷末；次年，高氏乘兴摹了一本亦寄王氏。其二，将高氏书法风格与台北本逐字比对后，发现该卷所谓董其昌的诗题书风与高氏手迹十分吻合，诸如结体、行气、章法皆同，尤其是笔性皆有硬朗尖刻特征，卷中包括“江村秘藏”朱文印在内的高氏钤印皆真。例如，上博本《烟江叠嶂图》中“天使”二字，也更接近董其昌题宋高宗《暮春三月诗帖》中“陵”“使”的笔锋。此外，高氏本人亦有自匿真迹、进贡伪本之故实。“高士奇是业余画家，他的绘画造型能力缺乏专业训练，对复杂的山石结构、空间层次的处理显得无措，即使依样画葫芦，依旧只是描摹个大概。”凌利中通过两幅画作高清图的比对，认为真迹上博本显然更胜一筹。

不过，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研讨会上，长居法国的外国学者李慧闻便认为，两幅《烟江叠嶂图》都是伪作，而台北本的艺术性更强。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部分国外学者的主流观点。

“台北本”与“上博本”《烟江叠嶂图》字迹比对

呼吁列为“董学”

“不懂董其昌就不懂中国画，但实际上，虽然陆陆续续办了一些展览，对于董其昌真伪的梳理却没有真正推动，什么是真正的董其昌，仍是比较模糊的。”凌利中说。目前，市面上署名“董其昌”的画作大约有几千幅，保守来看，真迹仅两三百幅。有学者表示，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董其昌画册，如今看来，1/3约为伪作。也有不少研究董其昌的学术专著，书籍封面便是误用的伪作，如此种种，都是“滥董”乱象。

“双包案”也不止于《烟江叠嶂图》。上博藏《疏树遥岑图》轴与故宫博物院藏《林和靖诗意图》轴系双包；上博藏有董其昌《各体古诗十九首》卷，日本同样藏有一卷。关于后者，凌利中认为，上博本是伪作，是明代书法家宋珏临摹董其昌的书卷。

上博董其昌大展是近来少有的关于董其昌的艺术展览，此次研讨会云集各国学者，规模也少有之大。学界认为，如果不尽快建立董其昌画作真伪的判别标准，由于“标尺”不一，很难真正推动董其昌研究的后续进展。

当下，研究董其昌的风头正盛，但是鉴于其作品本身尚未有明确的梳理，以至其研究仍是美术史上一个需要拓荒的地方。凌利中希望，上博举办的此次大展及学术研讨会能成为董其昌研究的新起点。“甚至可以将其列为中国画史中的一门‘董学’，犹如研究《红楼梦》的‘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