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地域文化的代表，由于地利之便，活跃于近代上海的商帮主要来自于长三角地区，这片热土成为其展现经营韬略、人生风采的最佳舞台。

商帮群星 闪耀沪上

上海开埠之前，已有许多商帮捷足先登，如晋商以票号逞威南北，徽商则在盐业、典当、茶叶、木材四大行业中占据优势。出于敦睦乡谊，互帮互助的需要，许多商帮在上海成立了同乡或同业性质的会馆（或公所）。

最早在上海创办业缘性会馆的是山东商人，而广为人知的是由福建船商所建的天后宫、泉漳会馆。据《上海乡土志》记载：“上海五方杂处，侨寓之民实多于土著，故各处之旅沪者，皆以会馆以通声气。宁波人最多，所立者为四明公所；粤人次之，所立者为广粤山庄、潮惠会馆，他若湖南、楚北、泉漳、浙绍、锡金、江宁、江西等处，各有会馆。”到开埠前的1842年，上海县城内外由外省籍商人创设的会馆公所至少已有18所。

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明清时期达于极盛。其活动范围遍及全国，民间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谚。经营范围也是“无货不居”。徽商在上海介入城市零售业，主要经营盐、茶、木、典当等业，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就创立了同乡组织——徽宁会馆，成为沪上颇有影响的客籍商帮。

上海开埠后，客商云集，商业繁盛，粤商的活动重心也移至上海。广东商帮有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贡舶、市舶贸易的牙行商人、十三牙商及买办商，内地长途贩运批发商三类，其活动区域也相当广阔。上海开埠后，他们挟外贸优势，称雄沪上商界。

鸦片战争后，宁波商帮在新的条件下迅速崛起，以近代新兴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在近代上海金融、贸易、工商、航运、文化产业、慈善教育等领域贡献卓著，“无宁不成市”之盛名享誉时代，加之“江浙财团”的雄厚财力作为发展基础，从而在上海社会经济领域居于“王者”地位。

在上海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还有闽商、湖商、洞庭商帮等在沪上各领风骚、交相辉映。闽商一度与粤商双峰并峙，其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埠际商贸领域，开拓或独占了航运、蔗糖、棉花、国产纸业、果桔、炒货、檀香、蓝靛等诸多行业，“闽商”甚至成为一些行业的代名词。“洞庭帮”则是以苏州吴县境内洞庭东西山命名的商帮，又称“洞庭山帮”，在开埠后的上海金融业、买办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席正甫家族三代世袭汇丰银行买办长达56年，使洞庭帮的“席氏家族”声名远扬。

鸦片战争后，生丝外销的畅通为湖州商帮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1906年王一亭、沈联芳等人发起成立湖州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新型同乡组织之一。1924年6 月，张静江、陈蔼士、陈果夫、戴季陶、潘公展等一批在上海从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湖州人发起成立湖社，他们与上海的湖商势力相交集，成为沪上不可小觑的社会集团。

不拘一格 各显神通

活跃于近代上海的客籍商帮数量繁多、影响深广。各商帮以不拘一格的经营方式，在近代上海各显神通，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一起发荣滋长。各个商帮交相迭次的发展过程，折射出不同地区商人理念和地域文化的差异。

审视这些商帮的经营特点可以看出，艰苦创业，珍惜信誉，重视信息等特点，可谓各帮咸备，且都秉承“非诚信不得食于贾”的古训，诚信务业。但相形之下，各自差异也显而易见。

各商帮在沪上的消长既映照了社会演进的历程，也显现出不同地区商人的社会心态和文化人格。各个商帮一样的善贾，一样的百折不挠，一样的“足迹遍天下”，他们都是以地缘为基础的商人集团，都有着浓郁的“乡土情结”。儒风独茂，商而兼士的乡风使徽州造就了许多儒商。但徽商业贾积财后，许多人把万贯财富倾注于肥家润身，购置田宅，兴建祠堂，编修族谱。过于沉缅于理学宗法，束缚了徽商通向新的生产方式之路，致使他们在近代上海“世变日新，物竞维烈”之时，仍然墨守旧习，其经营方式也囿于传统，与新兴的工商行业脱节。

凡此种种，使旅沪徽商的颓势在所难免。“无宁不成商”与“无徽不成镇”的并称，说明甬商与徽商在商业领域的并驾齐驱，但又有俗语说：“遍地徽州，宁波人跑上前头”，俨然喻示着一种比较。粤商甬商多富濒海居民的开放、通脱，而徽商晋商则多山处居民的朴实、敦厚。可以这样认为，称雄于明清时期的晋商和徽商是传统时代的“商界领袖”，而粤商和甬商则领“近代商界”之首。尤其是宁波商人，不仅在风云际会的近代上海令人瞩目，于今仍能腾飞于世界，蜚声海内外，个中缘由，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有定论：“宁波帮财力虽则不及山西帮，但谨慎、精密和勤俭，却跟山西帮相仿佛，而没有一点顽固，宁波帮是进步的；又虽则没有广东帮那么的果敢决断，能在国外国内活跃，但宁波帮却稳健而着实的，和广东帮正旗鼓相当。”

汇聚于沪上的各个商帮勇于开拓、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急公好义、勇于为善的公益精神，为今人提供了历史启悟。当前适逢长三角地区产业融合和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地缘为纽带的经济人群，如温州商人等依然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人们重新审视商帮，理解地域人群及其支持其经济行为的文化因素，对于汲取商帮文化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推助市场经济的良性有序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