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

从上世纪80年代发出倡议那天起，修建一个现代文学馆，集中展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创造的历史，就成了巴金晚年最大的心愿。

病中的巴金，每天牵挂着它，期盼着它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变为现实。他题写馆名，四处呼吁，审阅图纸……

如今，这里的大门随时等待着它的构想者巴金前来推开。

1985年3月26日，巴金在北京出席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开馆典礼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设计者很高明。他们在大门上设计了巴金的手模。今天或者未来的人们，都将与巴金的手触摸，在他的导引下，走进历史场景之中。

一扇非同凡响的大门。

一扇把文学巨匠与读者连在一起的大门。

一扇把历史与未来衔接起来的大门。

病中的巴金，多么想来到这里，用自己的手推开这扇门。哪怕不再能写一个字，哪怕不再能说出一句话，但他只要健在一天，他的心就一定与这扇大门连在一起。他一定会在梦中走进这里。   

一生走过多少路，一生推开多少门。一扇门，可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一扇门，可能改变过他的命运；一扇门，可能留给他或者幸福、或者痛苦的回忆。   

巴金在上海武康路的家，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他在这里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跨过大门，穿过草坪小径，走进客厅，走进书房，走进卧室。在这里，他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   

这是一个大舞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探望慰问，外国总统授勋，友人相聚，“文革”红卫兵野蛮的抄家、批判，灰溜溜地接受改造，妻子萧珊被迫害致死，诸多的荣耀、苦难、屈辱、困惑，从这座大门走出走进，在巴金心里走出走进。   

这座大门让巴金最难熬、最难受也最难忘的日子，是在“文革”中。大门前发生的一切，折磨着巴金和妻子。   

“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口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这是巴金不堪回首的回忆。

妻子被罚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然而，只有走进这座大门，回到妻子身边，磨难中的巴金才会感到一点儿解脱。

“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诉。”   

萧珊最终凄惨地死在医院，留下巴金一个人从这个大门里孤独地走出走进。   

躺在病床上，巴金仍在阅读和写作

时间回溯。贵阳秀丽幽静的花溪公园。

相识相爱历时七年，巴金与萧珊终于在1944年5月8日旅行结婚从桂林来到这里。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一桌酒席，只是印上一份简单的“旅行结婚”的通知，寄给亲戚朋友。推开位于公园里的“花溪小憩”宾馆大门，这里便成了他们安安静静两人相对的地方。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黯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   

当年，满怀激情和热望，年轻的巴金走出了大家庭。滚爬摔打将近二十年后，他才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温馨的家，伴随他走向未来。   

当然，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恐怕只有家乡故居的大门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常常到门房找听差、到大门口找看门人李老汉闲谈，其实是请他们讲讲各自的经历。”   

大门是童年巴金瞭望世界的窗口。   

大门更是巴金认识封建大家庭的窗口。大院里的生活，对于他，简直就是噩梦。   

“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还不说我自己所身受到的痛苦！……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

这座大门里长大，睁开眼睛打量身边的世界。看到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让他最终成为大家庭的叛逆，成为社会革命者，成为一个用笔来呼喊的战士。 

故居的门，成为他的作品中屡屡出现的场景———  《家》《春》《秋》里的大门。

《憩园》里的大门。   

说是没有留恋，这当然是巴金小说中人物的一种激愤。1941年，在离开家乡18年后，巴金重返成都。他又走到故居的这条大街，再次以一种悲哀、以一种忧郁，细细端详变化了模样的大门。   

“傍晚，我靠着逐渐黯淡的最后的阳光的指引，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这条街、这个建筑物开始在我的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但是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于我还是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我自己。还是那样宽的街，宽的房屋。巍峨的门墙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狮子，那一对常常做我们坐骑的背脊光滑的雄狮也不知逃进了哪座荒山。然而大门开着，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却是原样地嵌在那里，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我望着那同样的照壁，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看出过去的十九个年头，不，我仿佛要在这里寻找十八年前的遥远的旧梦。”

时间总是不断地过滤情感，包括爱和恨，包括留恋与厌烦。中年后的巴金，老年后的巴金，谈到家，想到童年的大门，自然会是一种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感受。

六十年代巴金回到成都故居追忆往事

这扇门，毕竟决定了年轻巴金未来的道路。

三峡夔门。这不是通常所说的门。可是自古以来人们称它“夔门”。当年，年轻的巴金就是坐船离开家乡，跨越这道门，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向未来。   

他知道，走出这里，也就意味着走进如江水一般跌宕起伏的人生。 

死 

“像斯芬克司的谜那样，永远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字———死。”   

“我自小就见过一些人死。有的是慢慢地死去，有的死得快。但给我留下的却是同样的不曾被人回答的疑问：死究竟是什么？我常常好奇地想着我要来探求这个秘密。”

巴金从小就对死很敏感。一次次生命的毁灭，改变着他对人、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巴金第一次注意到死亡，感受到死对自己心理的影响，是一只公鸡的被杀。那时他很小，是在四川的广元县，父亲在那里做县令。这棵现在郁郁葱葱的大树，据说就是当年县衙门的所在地。巴金和父母便住在这里，与他相伴的有兄弟姐妹，也有一群鸡。

大花鸡、小凤头鸡、麻花鸡、乌骨鸡……巴金可以叫出它们一连串的名字。他最爱的是大花鸡。   

养鸡就是为了吃，小小的巴金还无法理解。眼见着鸡一天比一天少，眼见着自己喜爱的大花鸡也难逃厄运，巴金央求母亲留下大花鸡。大人笑笑，很不理解。

大花鸡最终被厨师杀了。

“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来擦去。颈项上现出一个大的伤口，那里面还滴出血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死的挣扎！”

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却让敏感的巴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深深记忆。   

让巴金对死亡敏感，对人的生命被蹂躏、被毁灭感到痛苦的，是封建大家庭里的悲剧。一年又一年，他目睹了一个个熟悉的生命在眼前消失。可恨而可怜的祖父，可悲的叔父，可爱的佣人，无辜的轿夫……死亡让他震撼，死亡让他不能不鞭挞造成这些悲剧的制度。

一部《激流》三部曲，写出了一个个美丽生命被毁灭的悲剧。   

 鸣凤之死。   

瑞珏之死。   

梅之死。   

蕙之死……   

高老太爷之死。交织着作者的爱与恨，产生另外一种复杂的意味。   

一次次对死亡的描写，成了巴金作品中的精彩篇章，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   

改变巴金人生走向的却是意大利工人凡宰地、萨柯的死。   

旅居美国的意大利人、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凡宰特。巴金在巴黎参加了世界性的救援活动

是在1927年的法国。寂寞，孤独，感伤，因牵挂凡宰地、萨柯的命运而不再显得重要。他们因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在美国被捕，受到诬告而被判处死刑。刑期临近，全世界都在声援他们。留学巴黎热心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巴金，也参与进去。他给狱中的凡宰地、萨柯写信。 

“我不再陡然地借纸笔消愁了。我坐在那间清净的小屋子里，把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全写在信纸上，好像对着一个亲人诉苦一样，我给美国死囚牢中的犯人凡宰地写了一封长信。”   

狱中的凡宰地给巴金回了两封信。青年巴金为之兴奋。

然而全世界的声援没有改变凡宰地、萨柯的命运。他们被绑在电椅上处死了。巴金陷入愤怒和痛苦之中。 

“我写了一天的信，寄到各处去，提出我对那个‘金圆国家’的控诉。但是我仍然无法使我的心安静。我又翻出那个练习本把我的心情全写在纸上。一连几天里面我写了《杀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和《决心》三章，又写了一些我后来没有收进小说里的片段。”

巴金此时写的就是他的处女作《灭亡》。《灭亡》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巴金，一个新的名字出现在文坛。他绝对没有想到，投身社会革命的热情和初衷，会因此而改变。

将近八十年后，凡宰地、萨柯冤案在美国平反。历史最终是公正的。他们的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他们生命的毁灭，意想不到地点燃了一个中国青年心中的文学激情，从此，促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文学巨匠的诞生。

生

巴金这样说过：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从第一眼看到死亡的阴影那天起，巴金就更加珍爱生命，他一生探索着生的意义。他用笔，用一点一滴的身体力行，用人格的自我塑造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一步一步向自己确认的人生目标走着。   

1933年冬巴金在北平圆明园 

对生命意义的最初教育来自母亲。   

巴金把母亲称作“我的第一个先生”。母亲教他爱一切不管他们贫或富；母亲教他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母亲教他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仆人……巴金记忆中，母亲永远对他温和地微笑，让他感受爱的温暖。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爱是根底，一切关于生命意义的理解，都由此展开。

1937年的美丽的西湖，一条小船上坐着几个焦虑的男子。此行不是为了欣赏美景，而是为营救一个姑娘。几天前，巴金在上海收到姑娘的求救信。信中说，她读了巴金的作品，离开了家庭来到杭州，投奔一位亲戚。谁知她发觉这位亲戚却与庙中的和尚私下串通，她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她希望巴金假装她的舅舅来搭救她。

巴金一直想用作品温暖读者，一直希望把心交给读者。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会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向一个弱女子伸出援助之手。   

“假舅舅”成功了。他们一行人带着那位姑娘回到上海，把她交给了另外一位亲戚。他在用行动体现从母亲那里接受的教育：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他为此而问心无愧。

“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从母亲那里，从卢梭那里，从克鲁包特金那里，从托尔斯泰那里，从许许多多思想家、人道主义者那里，巴金学会如何认识生命的真谛，如何体现生命的价值。

广东的一棵大榕树，因巴金的描写而出了名。三十年代初，巴金来到这里，游览之后创作了那篇著名散文《鸟的天堂》，从此，这里的人们便称它“鸟的天堂”。在那次旅行中，巴金来到朋友们主办的乡村师范，与学生们举行了一次谈心会。看着这些年轻的学生，巴金倾诉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他不善演讲，但他的真诚仍然感动了学生。   

他说到自己的生活态度：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严格地批判自己，忠实地去走生活的路，这就会把你引到真理那里去。……”

“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这正是巴金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态度。难免会有过失，难免会有缺点，但真实地做人是第一位的。文坛中人很少有人能像巴金那样拥有广泛的朋友，很少有人能像巴金那样充满忏悔意识，在自我反省中完成人格的塑造。

坦荡而不掩饰，真实而不虚伪。这便是巴金。   

巴金与家人

1985年，年过八旬的巴金收到了江苏某乡十位小学生的来信，他们向敬重的巴金老人询问“寻找理想”的问题。很巧，这与半个世纪前的那次谈心会，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连接。   

虽然年老体衰，巴金仍如当年一样对理想充满激情，甚至显得十分浪漫。他在与孩子们平等交流，实际上，他的一席话，可以看作他对自己漫长人生道路的历史总结。

还是那个真诚、热情、浪漫的巴金；还是那个用生命拥抱理想、拥有信仰的巴金。

“理想，是的，我又看见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妆品，不是空谈，也不是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理想是那么鲜明，看得见，而且同我们血肉相连。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过一粒泥沙。不管我多么渺小，从它那里我可以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承认自己人生的坎坷和艰难，但支撑他与命运抗衡、执着地走向生命终点的，永远是对理想的热爱和坚信：

“五十几年来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写过不少错误的文章，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光阴，我经常感受到‘内部干枯’的折磨。但是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它有时离我很远，有时仿佛近在身边；有时我以为自己抓住了它，有时又觉得两手空空。有时我竭尽全力，向它奔去，有时我停止追求，失去一切。但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就永远给我指路。” 
 

梦

无论年轻时还是晚年，巴金总是处在痛苦精神状态之中。爱做梦、爱写梦也就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1934年他这样说：“近来我常常做噩梦，醒来后每每绝望地追问自己：难道那心的探索在梦里也不能够停止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如此严酷地解剖自己？”   

不妨把梦看作是巴金忧郁、敏感气质的外在表现。梦是清醒的延续，梦是心灵的反射。   

1937年，巴金在上海梦见自己被判决死刑，应该被押到一个岛上去登断头台。他却主动前往，一个友人陪同他。他被投进地牢，友人不知去向，整天听到的只有修建断头台的声音。他等待着死亡。   

1949年，三十年代在北京熟悉的一批朋友又汇聚在北京北海五龙亭。左起：李健吾、曹禺、（不详）、郑振铎、靳以、巴金、唐弢

一天，他被带出来，他看到天井里绞刑架已经矗立起来。他用憎恨的目光看着。突然，他看见了那位友人。她惊恐地叫着他的名字，眼里含着泪花。已经失望的他感动了。在这样的世界里，居然还有一个关心他的人。他坦然走向绞刑架。   

这个梦很长。最终，那位友人用飞机把他营救了出去……   

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巴金没有说。不过，他说过这样一段关于梦的话：   

 “我在生活里找不到安宁，因此才到梦中去找，其实不能说去找，梦中的安定原是自己来的。然而有时候甚至在梦中我也得不到安宁。我也做过一些所谓噩梦，醒来时两只眼睛茫然望着白色墙壁，还不能断定是梦是真，是活是死；只有心的猛跳是切实地感觉到的。但是等到心跳渐渐地平静下去，这梦景也就像一股淡烟不知飘散到哪里去了。留下来只是一个真实的我。”

巴金噩梦做得最多的时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

上海奉贤五七干校，“文革”中巴金和上海文艺界的同行在这里接受监督改造。   

一天夜里，他梦见样板戏里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从干校的床上掉下来。   

类似的梦，在武康路家中也做过，他在梦中挣扎，手来回挥动，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   

八十年代，“文革”的阴影仍然让巴金忧虑和恐惧，噩梦也因此而不断纠缠着他。一年春节期间，电视上重新播出样板戏，让他心里恐惧。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和熟人们又被关进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   

晚年的梦，正是巴金现实生活中反思历史、自我忏悔的继续。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于是，在巴金这里，叙述梦不再是写作的一种技巧，也不是文学想象的补充，而是痛苦心灵的真实再现。  

因为梦，他的心更敏感，也更充实。   

梦对晚年的巴金，无疑是一种生活的补充。重病缠身，行走不便，言谈困难，他越来越难于与社会交往，这样，他只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任思绪飞翔。   

晚年梦中不断见到萧珊，成为感情交流和思念的场景。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一直伴随着病中的巴金。 

本文作者与巴金聊天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仅供上观新闻此文使用。题图素描《在病床上的巴金先生》，作者：詹建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