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延安中路816号解放日报社址是一幢历史深厚的老楼

1995年8月，我离开教育行政岗位，回到本行———新闻单位工作，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党委副书记。直至1999年1月，被调离报社去复旦大学履新。在解放日报度过了120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人们常说，生逢其时。我们也是，赶上了改革的岁月。上世纪90年代，正是我国各条战线蓬勃改革的时候。我到解放日报，迎接我的也是方兴未艾的改革。

思想有多解放，报道就有多深

在改革开放初期，看一张报纸能不能站在改革的潮头，首先看内容的突破———敢不敢突破报道的禁区，将社会的脉动真实地奉献给读者；能不能以锐利的眼光、犀利的笔触指陈时弊，揭示真理。《解放日报》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1979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破例在头版刊登了一条社会新闻《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由此突破了党报尤其是党报头版不刊登社会新闻的禁区。1991年2月到4月间，《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强调改革开放要继续讲，要有新思路，发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强音。

汉口路300号曾经是解放日报办公地

思想解放不能是一阵子的，新闻改革要坚持推进。在新闻报道领域，面对新情况，要积极思考，勇于探索突破。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暴发了百年不遇的洪灾，武汉、九江等地抗洪救灾的形势十分严峻。对这场天灾以及抗灾斗争，报，还是不报？按照当时的规矩，地方报纸不允许自行采访报道隔省灾情。可是，武汉水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报社国内报道部的同志们早就蓄装待发，急得嗷嗷叫。在这当口，报社党委毅然决定把他们派到抗洪第一线。稿照写，什么时候见报，见机行事。在各报按兵不动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派了一批记者奔赴第一线，发表了几十张照片。兄弟报社的行动鼓励了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是一个星期天，头天深夜新华社发了一张一位年轻的战士背着老大娘撤离现场的照片。这意味着一个信号：武汉抗洪救灾的现场报道可以在全国公开了。当班的夜班编辑部主任陈振平和我商量后，决定将这张照片登在第二天报纸头版正中央，并从此开始刊登本报从抗洪一线发回的独家报道。在国内新闻单位，我们是领先报道的几家。由于国内部记者出发早，写得早，他们的独家报道使《解放日报》成为读者争相阅读的报纸，而兄弟报社来不及准备，暂时只能转载新华社的报道。可见，思想是否解放，与争取新闻首发权是有直接关系的。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国内部的同志为采写最新的稿子，不顾危险，冲到荆州炸堤分洪的第一线，离堤坝一千米不到。这搞得我们后方很紧张，几次下令让他们撤回（好在最后关头没有炸堤分洪）。哪里有新闻，就冲到哪里去。这就是解放日报记者的风采！

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神圣时刻与1997年7月1日《解放日报》头版

对于重点宣传报道，如何既完成“规定动作”，又展现“自选动作”，创造性地做好工作，也是检验思想是否解放的标志。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重大历史时刻。早在一年之前，即1996年，报社编委会就在策划香港回归的报道，这是不用上级发指令的，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已作了无声的动员。我们多么想派自己的记者到香港去作现场第一手报道，可是当时按照统一部署，除了几家中央媒体外，地方媒体不可自行派记者赴港。这使我们很懊丧，但没有气馁。我们决定事先以密集的专刊报道烘托气氛，营造宣传声势。1997年元旦起，我们每周出一期香港回归专刊，介绍香港的历史与现实，满足读者的需求，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当回归之日来临时，我们决定突破常规方式来处理新闻，以增强《解放日报》的感染力。首先是以图片新闻唱主角。考虑到香港回归新闻的焦点集中在7月1日凌晨，中英交接的场景是永铸历史的镜头，新华社第一时间传来照片后，我们商量决定用头版半个版的篇幅（下半版）刊登这幅照片。上半版只登一条新闻，新闻标题剔除了种种累赘，只留“香港今回祖国怀抱”八个大字，醒目而饱含深情。十分有趣的是，印刷厂告知现有字模中找不到这么大的字，只能照相制作了。后几版也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而且照片尺寸都超常规。因为我们体会到，读者最需要的是要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图片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冗长的文字就显得多余了。二是增加了独家报道。自己不能去香港，我们就和中新社合作，由他们的记者写现场侧记，由香港带到深圳，再从深圳传给我们。这样，《解放日报》上就有了来自香港的独家新闻。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发行部和印刷厂的职工积极性特别高，决定在当天的报纸印刷过程中添加香料（印两万份），结果我们拿到的果然是香气扑鼻的“香报”，这在新闻史上大概也是创举。党委书记冯士能和我决定上街赠报，清晨出报以后，没料想一到外滩，早起的市民将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人越拥越多，保卫科的同志一看我们有被挤压的危险，派了几个小伙子才将我们从人群中搭救出来。看着市民争相阅读《解放日报》，我们早忘了疲劳，心里乐滋滋的。事后我们查阅全国各地报纸，像《解放日报》这样版面处理回归新闻的，比较罕见。这再次证明，思想解放，对于办好一张报纸是多么重要。

告别纸与笔

改革开放的岁月，报纸的编排印刷也经历了重大的技术革命。先是“告别铅与火”，即由传统的铅字排版、铅印，改变为激光照排、胶印。行话称之为由热排改为冷排。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告别纸与笔”，即由书面发稿、编辑，改为数字传输和编辑部网络化运作。

排字工人在用活体铅字排版

上世纪中叶的解放日报办公室即景

上世纪90年代初，《解放日报》已实现了第一步，即激光照排和胶印，淘汰了排字房、铅字铸机等。1993年底开始筹建谈家渡路印务中心（总面积10200平方米，总投资2.4亿元），1995年落成使用，印刷能力达到每小时392万对开报纸。

实现第二步，社内建局域网，实行数字传输，《解放日报》在全国不是最早的。之前，《深圳特区报》在1994年告别了纸和笔，是全国第一家。《文汇报》也在我们之前采用了数字传输和建局域网。但是，我们是后发先至，一步到位，改革得最彻底。

为了迎接这一次改革，1996年，我们抽调得力干部充实报社电脑中心，并开始和国内的电脑公司洽谈。当时，北大方正公司技术比较成熟，占据国内报业市场的70%多。但我们找了另一家正在这个领域开拓的公司———清华紫光。因为我们深知，适应国内报纸编辑三审制的网络流程，谁也没有经验，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必须找一家锐意进取的公司。果然，清华紫光和我们一拍即合，他们把解放日报局域网作为试验田，开发新的适应中国报纸需求的软件，双方合作颇为顺利。

1997年元旦过后的第一次党委会讨论决定，第一季度争取开通局域网，接入采编系统。

为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求社内所有采编人员都学会电脑写稿、改稿、上网传输。这个要求在今天看起来真是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但在当时，可不是小事。许多编辑记者用纸和笔写了一辈子稿子，突然要用电脑写稿、改稿，不仅操作上手忙脚乱，而且心理上也不适应，电脑上敲字的速度跟不上思维的速度，难免顾此失彼。编委会决定，1至3月份为培训期，所有人都参加培训。报纸的规定是硬性的，又是富有人情味的：55岁以下人员必须过关，55岁以上人员在一段时间内允许请人打稿，但要付对方劳务费。决定一下达，开始还有点议论纷纷，没过多久，情况大为喜人。电脑中心报告说，绝大部分人员都已过关，有些刚刚退休的老同志也要求给他们配备台式电脑，因为他们也学会了。可见，改革，包括新技术运用，只要让人们看到前景，大家都会赞同并投入。 

真正的决战是在3月底。我把它比作是淮海战役也不过分。一是变原有的“纸+笔”为电脑输入、网上运行，生产方式做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报纸正常的生产过程还不能中断，天天要出报，要准时发行。二是物理空间（生产环境）也有根本的改变，编辑部由分散在各楼层的小房间，改变为集中到主要楼层，大开间、低隔断的集体工作，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   

如今在解放日报办得红火的“上观读书会”

3月19日，报社召开中层干部会议作动员。会议要求全社“抓好四个环节，保证一次切换成功”。一是技术环节，万无一失；二是流程环节，不出差错；三是管理环节，依法治理；四是思想教育环节，干部带头，从严要求。

为保证决战胜利，局部先作了试运行和准备。刊期长、时间不紧迫的专刊专版先进入网络，实行网上发稿和编辑。摄影部同志也十分积极，已进行多次远程数码传图的成功试验。终于在3月底的一天晚上，所有稿件（包括当天的新闻稿）一次输入编辑、排版、传输成功。从此开始，解放日报的局域网就像高速公路一样，日日夜夜不停运行，保证着每天出版报纸，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克服了远距离传输（异地、国外）的困难。

革新没有停步。根据报社编委会原先的计划，逐步将报刊资料、印刷、发行、广告、财务、人事、子报子刊等一一接入局域网。解放日报初步实现了网络化，后来先到，走到了全国报界的前列。

这次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生产方式的革命。改变生产方式，首先转变人的观念。我们的体会就是，一旦认准了改革的方向，就痛下决心，坚定推进，不再犹豫。结果是，群众拥护，大家一起前进。

改革对于报社而言，不仅意味着内容的突破（更加符合新闻规律）、技术的进步，而且还有经济体制的转型。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报纸广告放开，发行不受邮发限制自行拓展，报社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得很快，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整个九十年代，《解放日报》有过几次扩版，从最初四版扩大到八版，再扩展到十六版、二十版。扩版固然是为了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多种文化需求，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经济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投放平面媒体的广告与日俱增，原有的版面不够了，就推动着扩版。但也不是版面越多、广告越多，就利润越高。这里有广告收入与报纸成本、内容增加的平衡关系，只有找到一个临界点，即内容可以承接、成本最低而利润最大，才是最合适的扩版方案。

首开“双休特刊”，《解放日报》当年应读者和市场需求扩版

在报业市场中我们发现，不是党报的晚报比我们走得更快，外地有一些党报还创办了晚报和都市报。这些报纸的发行量、营收和利润增长得也很快，主要原因是他们适应了读者市场需求。我们深受震动，但又有点不服气。《解放日报》历来走在全国报纸的前列，我们有经济实力，干部、记者队伍又很强，难道还办不出一家面向市场的报纸？

《解放日报》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肩负着宣传报道的重任，肯定不能作为市场报来办。但我们能不能在此之外，办一张面向读者市场的报试一试？毛主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没尝过梨子，怎么知道梨子的滋味？

就在这时，机会来了。有消息传来说，上海市劳动局打算停办《劳动信息报》，希望有报社接收。我们赶紧一面派人去洽谈，一面向出版局申请报纸更换主管单位和更名。事情办得很顺利，筹办新报纸的议程提到了党委会上。党委会成员一致赞成办一张新的报纸，并提出了许多好的主张。

曾经是解放日报多年办公地的申报馆大楼

先要组建创建新报纸的筹备班子。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方案：一是选几位有经验、年长些的记者，这样可能办得稳当一些；二是选几位优秀的年轻骨干记者，他们没有包袱，也许可闯出一条路来。经过权衡，决定从工交、国内、文艺、中国经济版等部门抽调四位同志来筹备新的面向市场的报纸，他们都在三十岁上下，却已有十年左右的新闻工作经历，采写能力都较强，管理能力还有待锻炼。

究竟要办一张面向市场的什么样的报纸？我们也心中无数。既然要让年轻人闯，就将报纸的市场定位和规划全都交给他们去设计，我们只是提出任务：这不只是要办出一张新报纸，而是要筹建一个新报社———一家面向市场的报社。因此，版面、编务、发行、广告、组织结构及用人机制要通盘考虑。这是一块试验田，各个方面都要试。 

筹备组的年轻人对这项任务充满了热情和憧憬，他们在短短一个月不到走南（广东）闯北（北京），访问调查了《北京青年报》《精品购物指南》《广州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十多家报纸，回来后就上海报业市场、新闻和服务内容、经营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果然，出手的调查报告令人耳目一新，他们的调查结论是：

上海报业正处在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之中。市场已相当饱和，但仍有空间，上海缺少一张将新闻和生活结合得较好的、有冲击力的报纸。新报纸应该走进中青年（18-45岁）、走进家庭。新报纸不是晚报的翻版，应该是晚报后的报纸。

上海已有七家日报，但缺一张周报。新报纸出生在日报市场中，如同一棵苗；出生在周报市场上，就可能是一棵树。  

现在的报纸不缺新闻，但缺“真新闻”。新报纸应该登“真新闻”，就是着眼大局选择，紧扣大众热点，以严肃的态度写好看的新闻。  

新报纸还应该刊登比新闻更多的东西，注重实用性，成为“有用”的新闻纸。   

结论已十分明确，筹备组打算办一张新闻性、实用性兼有的，为年轻人服务的周报。 

给尚未出生的婴儿起一个什么名字，也是一件有趣的事。筹备组最初起名《立报》。上海新闻史上曾经有过一张名声很响的小型报纸就叫《立报》，借用此名，容易叫响。我私下也想，筹备组成员皆三十左右，古人云：三十而立。叫《立报》倒也暗合此意。后来又有人提出，叫《申江报》，标明上海色系。上海历史最悠久的是《申报》，别名《申江日报》。解放日报地处老申报馆，用此名也不错。最后有人提出，此报以服务为宗旨，就叫《申江服务导报》吧，报头上的“申”字可大一些，表明和《申报》有联系。大家一看，再也提不出更合适的报名了，也就赞成这一方案。

《申江服务导报》曾经引领沪上生活消费潮流多年

1997年3月13日，报社编委会讨论通过了这张新报纸的定位和初步计划。大家对创办新报纸热情很高，一致认为这是报社新闻改革的探索，要步子大一点，让筹备的青年们大胆试、大胆闯。会议并决定从场地、经费、人员等各方面支持他们，动员各部门协调支援。

有了报社领导层的支持，筹备组的同志们干劲更足，也感到压力更大。全报社都在关注他们。他们以极其认真和十二分细致的态度，进行着各项筹备工作。为每一方面的工作都写了预案，并且以创新的精神进行探索。比如报纸发行，他们决定搞自办发行，并且以零售为主，让读者“用手评报”。考虑到自建发行网络成本高、困难多，他们便与《每周广播电视报》发行有限公司合作，利用他们的发行网络“借船出海”。又如报纸广告，鉴于上海报纸广告市场已为几家大报和大的广告公司瓜分，借用大报广告部和自办广告公司都不可行，于是就和一家不大的初创广告公司———上海韵意广告有限公司签订广告总代理协议，由韵意代理新报纸的广告。这样就减轻了新报纸初创初期的风险。韵意看好新报纸的未来市场，愿意承担风险。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条路走对了，新报纸和韵意实现了共赢。

筹备组的同志在探索、创新，报社领导层就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在人事、财务等方面试行一些新的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讲，对解放日报这样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了几十年，政策、规章都已固化的单位讲，这也是一种新的探索。不影响全局，不妨先试试。比如用人，同工同酬，奖金则根据经济效益和个人表现而定。又如财务，新报纸虽不是独立法人，但在报社内独立核算。他们用场地、设备都出租金，“亲兄弟，明算账”，但赢方自得，报社不去平调。像这样一些举措，在今天看来已不算什么，但在当时进行探索，是很不容易的。要破除旧观念，克服各种阻力。

出版新报纸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新报编辑部、电脑部的人员投入紧张的筹备。他们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试写的稿件改了一遍又一遍，版面设计数易其稿。从1997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申江服务导报》出版了六期试刊。大家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安定下来。这样认真的试刊，正有如乒乓球赛前的热身训练，把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想明白了。   

1998年元旦，一张以大照片作封面，厚厚一叠的新颖周报《申江服务导报》正式在上海滩面世。各处的报贩们奔走相告，上班族惊喜地打量着。《申江服务导报》一炮打响，当月发行量最多达到14万份，差不多达到办了77年的老《申报》一天的发行量。这应了筹备组原来的设想，“一亮相就应该是一棵树”———一棵发育得很好的树，而不是苗。这成功是和准确定位、精心筹备分不开的。

然而，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当一张面向市场的新报纸问世的时候，人们都站在不同的角度打量着，也传出“地摊小报”的质疑声。我们没有申辩，反躬自问在《申》报筹备期间，我们在内部就提出自我要求，要办得有品格，“决不能办成媚俗小报”。为此，我们坚持以新闻报道为核心，在做真新闻、好看的新闻上下了很大功夫。《申》报所刊载的“周恩来诞辰100周年”“邓小平逝世一周年纪念”“下岗女工当上女保安”“廖昌永夫唱妇随”等深度报道，既有意义又耐看，深受读者喜爱。我们相信，时间是会说话的。

《新闻晨报》当年是解放日报深化改革的产物

整个1998年，《申江服务导报》办得风生水起，经济效益也直线飙升，截至当年九月底，经上海市公证处公证，发行量已突破25万份，广告额突破2000万元，毛利达1000多万元。这意味着，解放日报对《申》报创办时的投入300万元可以当年收回，还有相当的盈余。这样的业绩在新创办报纸中是不多见的。

创办《申江服务导报》的探索，给解放日报全体同仁以很多启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报一定要正确定位，对特定读者对象的需求有清晰的了解，不能拍着脑袋办报；做好新闻内容，是办好报纸的根本，也是其他众多内容的核心；报纸一定要确立服务读者的观念，撰编稿件、设置栏目都要考虑对读者有用，为读者所用；报纸的发行、广告，内部体制机制一定要不断适应市场规律，不断改进。总之一句话，党报也是能够办好适应市场经济的报纸的。

《申江服务导报》是有后续效应的。就在《申》报创办后不久，解放日报又面临一项新的改革，那就是合并《新闻报》和《消费报》，创办《新闻晨报》《新闻晚报》。这一次是在上海整个报业布局调整中接受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比创办《申江服务导报》更困难。一是来不及仔细调查论证合并、创办往什么方向好；二是原有报纸的人员要打散、重组、消化，改革的思路要统一认识时不我待，许多思想工作要做；三是新旧体制要衔接，资产要重组。好在我们已经有《申江服务导报》办市场报的路子可借鉴，新的干部力量也有了储备。更重要的是，党委加强了统一领导，抽调了党政领导干部直接指挥，抽调了一批青年担任中层领导。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使《新闻晨报》占领了上海早报市场，成为上海清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改革开放深入的今天回头去看，当年的改革真不算什么。当年费力突破的探索，今天已是常态。何况，当下已到了互联网时代，融媒体崛起，昔日平面媒体的辉煌，好像只是黄昏的美景。   

然而，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来路，何有今路？回顾改革开放走过的路，就是要有不畏艰难闯荡的那股劲，就是要认准改革的方向，持之以恒，一代一代走下去。

毛泽东同志手书的解放日报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