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提高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征程上迈出新的步伐”。

农民安全感，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没有社会的安全感，农民就只不得不“逃离”乡村，回乡创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没有经济的安全感，幸福就失去了基础；没有社会保障的安全，消费升级就无从谈起。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推进，青壮年人口由乡村向城市大量涌流，乡村人口以老年、儿童、妇女为主。农村家庭留守人口自我安全保障能力下降，导致近年来农村治安问题不断成为突出问题。不少地方村霸、流氓、地痞与村干部沆瀣一气，横行乡里。据司法部统计，在我国团伙犯罪案件中，农村籍为主的团伙占到近七成，我国三分之一的行政村某种程度存在村霸团伙恶势力，有的已形成一定气候。这些恶势力的存在，让乡村留守人口生活难以安心，让外出打工创业的不时为家里担心，同时这种情况的存在也阻碍着优秀农民工回乡创业。

经济安全上，意味着农民需要具有收入稳定性、财产安全性和储蓄增长性。但是2008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结构转型影响，我国农民工就业一方面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也不时经受各种各样的裁员潮。《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指出，调查表明，65.9%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75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工作时间都不长，在两年左右，而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长达8个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更进一步的调查表明，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通过工作的更换获得工资的提升，甚至不少还有所下降。和外出就业相比，同样家庭的土地财产、宅基地财产同样受农民的牵挂。融不进城市不得不回乡，是大部分农民工的结局，但是落叶归“根”，那个象征着“根”的承包地、宅基地近年来却在很多乡村频繁发生着大量的被转承包和宅基地动拆迁。这些转承包和动拆迁是否规范，也经常成为乡村干群关系冲突点，同样影响着农民的安全感。

最后，经济安全感上，入不敷出，借贷消费，储蓄下降，或储蓄贬值，也在影响着农民的经济安全。伴随农村各类物价上涨和村民之间攀比心理带动的是，婚丧嫁娶等农村家庭消费支出节节攀升，大大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从而影响着农民家庭储蓄增长甚至有所减少。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9430元增至2017年13432元，增长了42.43%；而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支出则从2013年的7485元增长到10955元，增长了46.36%；扣除支出后的可支配收入余额占比从20.62%下降到18.44%。

社会保障方面，早在2012年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青木昌彦就针对中国农村发展指出“在医疗保健方面，还有养老方面，（农民）都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这些社会保障的缺失，会严重影响农民消费意愿和农村经济升级。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人口在不断扩大，但是其保障水平并不高，对农民保障性与其安全需求仍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中的农民安全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总书记也多个场合强调要“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社会治理方面，我国从2016年开始就逐步开始“雪亮工程”，通过村村监控，大大提高农村安全管控能力；经济收入安全方面，我国在积极促进乡村振兴，希望通过“回乡创业”和“就近就业”促进乡村自我繁荣，实现收入稳步增长；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一方面在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另一方面针对贫困人口“十九大”提出要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

面向未来，建议反腐和打黑相结合，加快村镇级别的反腐查处速度，及时响应百姓关切。乡村经济振兴方面，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带头人作用，让更多有义有为有思想的企业家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保障方面，基于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进入大城市的现实，建议我国从城乡统筹层面，把城市就业地收缴社保改为城市代农民工户籍地代收社保，其标准按其户籍地所在地的地级市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征收。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