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6日在上海文史研究馆举办的第五届敬老崇文论坛上，我有一个重视礼治建设的发言，谈到中国很早便已形成家庭、社会自组织、国家三个层次的伦理性实体，从夏礼、殷礼算起，礼在中国已有4000年历史。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礼仪”一直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是中国人特定意识、精神、制度、规范、行为、习俗的总和。礼所凸显的责任伦理，包括对个体生命的爱护，对家庭的珍惜和尽责，对社会交往和各社会自组织的关心和担当，对国家及天下的守护和忠贞。近百年来，中国传统礼治、传统责任伦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在浴火中经受了涅槃与重生。面对网络时代的新挑战，礼治有助于重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奠定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中国很早就已形成家庭、社会自组织、国家三个层次的伦理性实体。家庭(包括个人的身体和生命在内)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细胞；广泛存在的社会自组织，包括家族、宗族、亲友、乡里、同窗、同门、同事等，他们经常互相交错、互相重叠，不仅为家庭的存在提供多方面的保障，而且构成了国家由以成立的根柢；国家以王朝、皇室、宰辅、郡县为代表，它如果不能适应家庭和社会自组织的需求，就会被更迭。在古代中国，礼，从根本上说，就是依托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借助于包括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各种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礼仪，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承担起必要的伦理责任，以保障各层面的伦理性实体稳定、有序地运行。

《礼记·礼运》从人这一生命体的根本特征论及人们在家庭、社会及国家等伦理性实体中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绝不是随意为之,“必知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礼运》就此具体解释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礼的作用，就是治人七情，修人十义，成人利，去人患。

于此可知，礼，不仅是国家的自觉行为，更是各种社会自组织的自觉行为，是每个家庭的自觉行为，是伴随着每个人生命成长全过程的自觉行为。只要国家仍然存在，社会联系、社会自组织仍然存在，家庭仍然存在，人的身体与生命仍然存在，礼就不会缺位。《礼运》因此告诫说：“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

正因为中国礼仪深深地扎根于民间，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它有着特别深厚的根基，有着特别强大的生命力。从仍然存在于当代人们生活实践中的礼仪人手，无疑是礼仪文化研究中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大突破。

世界绝大多数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和统一宗教和统一教会密不可分。但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恰恰就是从来没有以这样的统一宗教统一教会为主轴。中国所重视的知识，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是以人们现实的实际生活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而不是以达到彼岸神的世界为终极目标。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也不是以物、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中心，而是把人、人生、人的传承、人的生命、人的现实生活放在第一位。这正是中国礼仪的内核。中国礼礼仪所凸显的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爱护，对家庭的珍惜和尽责，对社会交往和各社会自组织的关心和担当，对国家及天下的守护和忠贞，都体现了这一内核。

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一旦形成，便会产生需要、倾向、热情、私见、幻想等等主观意志，这些主观意志既源于人自身的生命体验，又受制约于个体生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表明对个体生命珍惜、尊重和精心爱护的礼，因此便集中于对人的主观意志及其与社会的联系的各种预期。婴儿出生后，有三朝、满月、周岁等礼仪庆贺新生命的诞生。周岁时有 “抓周”仪式。以后每年都要在生日那天庆生。男子的成人礼是冠礼，女子的成人礼是笄礼。成人礼在人生中非常重要，它标志着自此就要承担起一个人所应承担的全部责职。《礼记·冠义》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人到了老年，辛劳了几十年，要受到各种优待和礼遇。人去世时，必须举行丧礼，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凡此，都凸显了人的生命具有崇高价值，而个体生命的价值则和他们自身的生命体验及他们在社会联系与社会实践，承担或尽到了什么样的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

家庭是社会由以存在的基础。每个人的个体生命诞生于家庭之中，最初的教育、成长，也是在家庭之中。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决定性因素，它使伦理性的爱具有恒定的意义。婚姻使双方组成一个人，双方抛弃自己自然的和单个的人格。敬老爱幼也是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家庭需要财富或资源来维系，财富或资源的取得及如何分配、如何使用，便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家庭中的礼仪，用以规范父子、夫妇、兄弟等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包括晨昏定省之礼、祖先祭祀之礼、饮食之礼、婚冠之礼、 飨燕之礼、庆贺之礼、居丧之礼等等，目的都在于保持家庭和睦稳定及不断传承，如《礼记·礼运》所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

包括亲朋故旧在内的各种社会交往，尤其是对于各类社会自组织的联系、关心和担当, 是由共同的信仰、彼此的需要而形成的复杂的联络体系。亲四方宾客之礼，为的是建立起可以使人们在众多方面相互依赖的联络方式。“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荀子·非十二子》）目的是通过对他人生命、他人人生同样的尊重、敬畏，形成和维护社会共同的利益、可以使人们各得其所的社会秩序。

国家在中国，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成为一种“国家伦理”。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通过对全体民众生命、人生的尊重和爱护，促进人们增强了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而要使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信仰、情操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人生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变成人们日常生活准则，在今日之中国，决不能忽视礼治。《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对于道德、信仰而言，礼可以使它们具象化、制度化、俗世化、持久化，因为礼伴随着人从胎儿到死亡的生命全过程，渗透或融合在人们日常生活、民间习俗、普遍性的行为方式中。同时，礼又可以有效地防止道德与信仰走向偏执与极端。《论语·泰伯》中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像恭、慎、勇、直这样一些优良的品德，如果没有礼的制衡，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对于加强法治建设而言，礼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作用。《礼记·经解》中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汉初贾谊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指出，礼与法不能偏废，而应相辅相成：“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之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治安策》）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互相接续的关系。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的“中国人的礼学暨《图说中国人生礼仪》出版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