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一年级时，突然不读书了，我们像散养鸡一样整天玩得昏天黑地，自由自在，非常快活。散放了一年后，又被圈到学校里复课闹革命了，学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公鸡）”“农基”。我那时的兴趣都在玩各种游戏上面，对读书一点也不上心，考试答不出的就抄书，或抄写别人，能混就混。

有次，小学班主任、教语文的薛老师、教数学的吕老师等老师，组织我们去桂林公园春游，我们几个同学到天原化工厂食堂买了肉包子，准备明天春游中午吃。我们是眼睛大，肚子小，吃了两个大包子就饱了，但包子里面的肉馅实在好吃，又吃了肉馅，将包子皮扔在了公园的小树林里，不知怎么被薛老师知道了。

第二天上语文课，薛老师改为忆苦思甜课，他首先请周同学忆苦。周同学讲述起自己的父亲如何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说着说着，他突然抽泣了起来。我那时根本不懂政治，坐在他后面忍不住笑了起来，薛老师本来就是对着我们几个扔包子学生来的，忆苦思甜就是为了挽救我们，没想到我竟然这么不严肃。他将这一幕上纲上线到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高度，提出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的问题，我听罢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被吓蒙了，老老实实地认错。幸好薛老师只是为了教育我们，当然没有“组织处理”。

从此以后，他对我有了偏见，我心里对他也有看法，但又不敢表现出来。我喜欢绘画，在走道上、大楼的墙上随心涂鸦。有次，我在5号门墙上画了一只猪，用刀将猪的鼻子削掉了，意为削鼻子，薛老师的绰号叫“削鼻子”。下班后，薛老师途径5号楼时，停下来欣赏起墙上的漫画，他发现用刀削过的鼻子后，意识到这是在侮辱他。第二天早晨一到校，他便将我叫到办公室，又是一顿训斥。我不承认是侮辱他，他也没办法。

过了几天，他发现我的鬓角是平的，立刻抓住了把柄。那是8号3楼姓林的高年级同学给我理的发，我根本不懂什么是鬓角。但薛老师认为问题很严重，问我是谁理的，我说：“是林祥。”他表情严肃地说：“这是个流氓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立刻给我母亲打电话。我母亲接电话后，请假匆匆赶到学校，带我去天山一条街重新理发，并责怪我“学流氓”。我一脸无辜地解释了经过。好在母亲了解我，没有多指责，但薛老师却达到了惩罚我的目的。在他眼里，我成了塞林格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问题学生，我那时只知道玩，也不在乎老师的看法。

夏季放暑假，是我们玩耍的黄金季节。四五年级时，我开始走出围墙大院，到马路南面的农田与河边野，那里成了我们游玩的天堂。我与小伙伴一起去舀鱼虫、抓蟋蟀、捉知了、拷河浜，捕鱼捉虾外，甚至下河游泳。我家的鱼缸里养着几尾金鱼，这些金鱼靠吃鱼虫为生，每隔几天，我就会拿着网兜到马路对面的河边舀鱼虫，看到漂亮的金鱼争吃鱼虫，见之一天天长大，非常开心。金鱼有口福了，但人没有口福，有时我们会拿着脸盆来到新开浜支流边，用淤泥封死两边，尔后用脸盆将河水舀尽，水底下淤泥里的小鱼小虾水落石出，摸鱼捉虾，满载而归，回家一煮，蘸点酱油，口感妙不可言。

我与小伙伴常常瞒着大人，偷偷下河游泳。新开浜东面有棵巨大的老榆树，有百年树龄，高大粗壮，树荫如盖。我一人不敢靠近这个庞然大物，偶尔随着大人走近老榆树，但见树根处刀痕斑斑，触目惊心，据说是日本鬼子用刀砍的。有次，我们几个小伙伴强装胆大，来到老榆树边游泳。有个叫小三子的愣小子站在河边炫耀说：“兄弟们，看我跳水。”说罢，一个猛子扎下去，人却没上来。大家吓得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的头才从平静的水面上露了出来，就像非洲人一般墨赤乌黑，眼睛、鼻孔和耳朵里都塞满了淤泥。他用手边洗去淤泥，边笑着说：“赤呐，没想到头插到了烂污泥里。”我们听罢哈哈大笑。

同年夏天，我与楼下的老四一起去农田里抓蟋蟀，来到农田，见油光闪亮的西红柿，上面还有晶莹的水珠，经不住诱惑，便顺手摘了几个。刚钻出棚架，一帮农村的大孩子围了上来，不由分说地一阵拳打脚踢，我俩被打得鼻青眼肿，送到了大队部。大队长先卸下了我俩的皮带和鞋带，让我们去农田里摘毛豆“劳动改造”，在灼热的太阳下，我们的小脸被晒得通红，汗流如洗。一位带学生来劳动锻炼的老师见之，动了恻隐之心，便出面向大队长求情，总算开恩放了我俩。

我们垂头丧气地沿着小河边回家，心里郁闷，默默无语。来到新村大门口时，老四突然变戏法似地从两腋下取出两只西红柿，给了我一个。我先是一愣，继而接过那个带有我们伤痛与耻辱的西红柿，猛咬一口，解渴解馋更解恨，真可谓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我在第一次偷摘后就此收手，但6号楼的启勇比较胆大，他见大门前路过的黄鱼车里装满了番茄和黄瓜，便悄悄来到车后，跟拿铁筐里的番茄和黄瓜。骑车农民只顾卖力蹬踏，难以发现尾巴后的黑影。启勇胆子越来越大，有时抱起一个大冬瓜就逃。有次，他让我哥将冬瓜放在我家厨房台子下，之后每天跟他妈说去买菜，索要几角钱，便到我家从台子底下取出大冬瓜，用菜刀砌下一大块，随后回家交差——钱就到了自己口袋里。东西放在我家藏匿，是要冒风险的，自然要留下“买路钱”，他大方地送我哥一半，我也学他样，“买”冬瓜赚来几个小钱。

白天玩各种游戏不过瘾，晚上还要恶作剧。月上柳梢头，我们悄悄来到围墙中的一个洞口处，平时运粪车的水管从小洞里穿进来抽粪。6号3楼的小毛毛爬到树上，我们则手里抓着泥巴恭候着行人。小毛毛远远地见墙外有人走来，便通报我们，当有人路过小洞时，便发出口令：“驾驾——吁！”当我们听到“吁”字后，迅速从洞里扔出泥巴，正巧砸中墙外的路人，然后逃之夭夭。有次，有个男子见身边的女人被砸，愤怒地迅速绕墙追了进来，我们早已一哄而散，但树上的小毛毛爬下来时，却被男子逮个正着。我们躲在6号3楼的走道窗口处窥视，见小毛毛被男子“吃了一顿生活”。男子扬长而去，我们却幸灾乐祸地责怪小毛毛动作太慢。

另一个恶作剧是拉电表总闸，每个门牌号二楼墙上都装有一个总电表，只要爬到走道的窗口上，伸手拉电闸，门牌号里的灯顿时熄灭，我们则在一片漆黑中迅速下楼溜之大吉，躲到黑暗处观察。见几束电光闪烁，须臾，各家的窗口又亮起了灯，我们又到其他楼道故技重演，惹来一阵骂声，我们则乐不可支。

逢年过节，几个小伙伴手里拿着小鞭炮，猫着腰躲到底楼人家的窗前，用香烟点燃小鞭炮后，扔进窗里，突然炸响的声音让屋里人吓得惊叫，窗外黑影则早已无影无踪。还有一次，米姓同学不知何故，拉着我和老三，向6号楼3楼何姓女同学家阳台扔东西，我们不敢用石块，怕砸坏玻璃，用泥巴扔上去后，见屋内有人开门出来，赶紧溜之大吉。第二天上课，见何同学一点不知情的样子，我们在背后窃笑。

因我胆小，尽管顽皮，但不会闯祸。我与同伴玩恶作剧都是“小来来”，随兴而为，但启勇则胆大野蛮。有次，我跟他着玩，他将围着花园的铁丝网横梗在弄堂的小道上，尔后躲到三楼窥视，只见一男子哼着小曲走来，结果被脚下的铁丝拌到，摔得鼻青眼肿，裤子也钩破。我们吓得四处逃散。男子找到居委会，也没查出个结果，此事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这以后，我便再也不敢与启勇白相了。

从小被灌输斗争哲学，围观批斗坏分子，甚至连父母有时候也得划清界线，在那个相对缺乏善意与爱心的氛围里，恶作剧作为附带产品，出现得也更为频繁。现在想来，这些行为带着荒唐，当然其中也有孩童的淘气，但胡天野地的成长，却也锻炼了“街头智慧”，日后，我们班里几位有出息的学生，倒出在当年并不乖的学生当中。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