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的风光是写不尽、画不完的，诗意杭州也是道不清、说不明的。虽然诗人的笔不同于史学家的笔，他们所建构的杭城更多些溢美之词，然而历史的真实往往不及艺术的真实来得影响深远，后世人们对于西湖、对于杭州的想象与感受往往更多地受到这些诗词的影响。

清人陆以《冷庐杂识》卷六称：“天下西湖三十有六，惟杭州最著”。西湖三面环山，为山不高，为境不广，丘壑岩泉，曲折多变，层出不穷。虽靠近都城，却不在城郭之内，显于山水，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景色，这种“半村半郭”的地理位置注定此地不是六朝名士专享的清静之地，而是城市的一种延伸，游赏西湖是江南都市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这种带有强烈审美意味的游冶竟是当时的全民运动。

没有哪个城市能像杭州这样吸引异乡人，除了江南诗性母体赐予西湖的诗意精神，无数在西湖留下过足迹的词人骚客，用生命与性情想象而出的西湖意象更是江南城市文化的代表。

历代西湖诗词中以描摹西湖美景最盛，苏轼的一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传诵至今。我们看到，诗人笔下的西湖是妩媚而又飘渺的，“妩媚”所以游者人尽可亲，“飘渺”所以未到者心驰神往。而西湖之所以能成为杭州文化的象征，源于它为诗人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可以说，没有西湖就没有诗人对杭州的想象，就没有读者对杭州的憧憬。慕西湖之名而来的诗人在遍游湖山之际，也为杭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定下了基调，成为对古代杭州城市文化的一种诗性想象与诗意表达，并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影响杭州城市文化的发展。

除了苏东坡，白居易也曾在杭为官时为西湖“折腰”：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唐]白居易《春题湖上》）。他曾把隐士分为大、中、小三者，并标举理想的中隐生活是隐逸的中庸风格：不居要职，做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官，有一份不薄不厚的俸禄，过一种不紧不慢的生活，讨一份不喜不忧的心情。不以“隐”作为实现精神独立和生命价值的唯一途径，而是以隐逸作为虚幻的精神寄托，追求“隐”的世俗实用价值。他把这种隐居生活哲学带到江南，与西湖边广布流传的佛道思想相互缠绕，发展成为杭州文化的另一大特色。

《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寺观》“序”载：“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在西湖沿岸，楼台林立，园林争奇斗艳，寺观众多，正所谓钟鼓相闻南北寺，笙歌不断往来船（[宋]于石《西湖》）。众多寺庙与隔湖的繁华城楼遥相呼应，各得其所。佛教信仰的超脱意识让西湖意象也变得超凡脱俗，仿佛俗世的景像也是天上之物：湖光山色共争秋，一点尘埃无觅处。沈沈水低见青天，画舸直疑天上去（[宋]赵企《秋日泛西湖》）。

但与传统佛教圣地枯木死灰般的寂静不同，西湖边的寺院是充满神话般想象，浸浴在水光山色的江南园林里的清凉地，可以在悠游山水间，勾起人们欲穷年而寻“与物为春”的生命真谛。

事实上，对于长期侵浸于冰冷、孤独的仕途中的诗人政治家而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是心灵深处最渴望的一种释放，是重新唤醒生命意识的一种冲动。于是西湖意象又成为诗人澄净心灵的修炼场。一方面以游湖的乐趣消解“久入樊笼”的疲乏，以肯定生命的方式入俗世；一方面又遥看凡尘俗世，暂获片刻宁静，以保存“繁华落尽见真淳”的精神境界。

西湖的风光是写不尽、画不完的，诗意杭州也是道不清、说不明的。虽然诗人的笔不同于史学家的笔，他们所建构的杭城更多些溢美之词，然而历史的真实往往不及艺术的真实来得影响深远，后世人们对于西湖、对于杭州的想象与感受往往更多地受到这些诗词的影响。

虽然，现代的都市人依旧会用自己的想象去构建心中的江南，但什么是江南文化，美好的江南都市生活是怎样的？往往这些想象不仅缺少一个具象的空间去承载它的实现，也匮于一种符合现代人表达方式的手段去传播。我们需要一个像当年的西湖诗词那样可以把江南的美好告诉“北方的亲朋”的对象和方法，来重新确定西湖意象对于江南文化的典型意义，来启示当代都市诗意栖居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