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安徽宣城某高科技企业主俞先生苦于在当地招不到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高端研发人员，不得不在上海松江新成立一家公司，专门从事研发工作。

而在长三角另一边，因为阿里巴巴、网易等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强大吸引力，使得在上海土生土长的石小姐和已在上海安家落户的余先生，纷纷甘愿当起工作日前往杭州工作，周末回到上海享受天伦之乐的“候鸟”。

在这“动”与“不动”之间，长三角的人才流动应该找到怎样的“平衡点”？

长三角高水平人才处于净流入状态

近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对长三角地区人才流动情况的研究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在国际及港澳台和国内两个层次的高水平人才流动和数字人才流动都处于净流入状态。其中，与长三角地区人才往来最频繁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为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最频繁的国内城市为北京、深圳、广州、武汉、成都。

而在长三角城市中，上海、杭州和苏州的人才净流入比重最高，对人才的吸引力最强。此外，一些新兴工业城市，如常州，对国际及港澳台人才存在较强吸引力，但对国内和长三角地区的人才吸引力不够。

“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在吸引人才方面的确具备着一定的优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姚凯分析，上海具有最大的国际及港澳台人才流入和流出的绝对数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之比仅仅稍微超过长三角平均水平，不存在太大的优势。“这可能是因为上海市的国际及港澳台人才需求偏向于饱和。”反而一些长三角小城市，因处于高速发展期，其对国际及港澳台人才的吸引力和保留率都居于长三角前列。

并不是每座长三角城市都是“人才净流入”

虽然长三角地区对国际和国内的高水平人才和数字化人才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但在长三角城市内部，并不是每座城市都能“幸运地”成为人才净流入城市。

“最典型的就是两座省会城市——南京和合肥。”姚凯指出，根据其团队的研究，在长三角城市之间，南京和合肥的人才流入/流出比最低，人才流失比重较高。“南京、合肥两座城市流出的人才多为数字化人才，其人才保留率较低除了与城市产业结构有关，还与两座城市教育行业比较发达，当前在人才方面的定位都是培养和供给人才有关。”

南京、合肥这两座近80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尚且如此，可以看见，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国前列的长三角地区，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城市依然有着与“吸引人才”有关的不小的困惑：“人才流动不起来，就算流动了也不会流动到我们这里。”

为何总有一些城市吸引不到它们需要的人才？“其实综观世界几大城市群，在自然的市场状态下，这样的情况总是普遍存在的。”普华永道中国内地及香港人才和组织变革管理咨询业务主管合伙人于晨表示。而导致“情况普遍存在”的原因，主要在四个方面，即传统行业缺乏创新能力；民营企业主缺乏成为行业龙头的心态和空间；基础设施不够连贯；社会保障体系没有打通。

“这其中，缺乏吸引人才的创新力是最主要的。”于晨举例，在改革开放初期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上海众多“星期六工程师”仍愿意远赴长三角其他城市进行技术指导，更多的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这些民营企业的中的创新和发展前景。

产业规划、顶层设计

如何才能让更多的长三角城市都能成为人才净流入城市？“要解决这类问题，就需要结合产业规划对长三角的人才发展和流动进行‘顶层设计’。”业内专家们纷纷表示。

而何又谓人才的“顶层设计”？即将长三角人才流动的特征与城市人才集聚、城市综合竞争力、产业布局、人才生态环境等相结合进行规划。“但要注意，规划不是计划，规划体现在战略层面的指导，计划是涉及到操作细节，所以用长三角一体化规划，不是僵化的计划。”姚凯强调。

进行长三角人才流动的“顶层设计”，最需要突破的难点却是产业布局。“龙头企业的诞生需要靠企业家自身的发展，基础设施又需要政府长期的规划，而基础设施怎样去规划则要看地区内长期的产业规划。”于晨指出，即要把长三角整体打造成怎样的产业聚集地，才会有更清晰的人才流动的“顶层设计”。

此外，当前人才流动还出现了龙头企业带动的趋势，比如杭州的阿里巴巴、深圳的华为、腾讯、北京的百度、小米等，都对通过吸引行业头部人才从而引入中坚人才有着强大的带动作用。“所以在区域内城市间，通过产业和龙头企业对人才流动进行规划将有助于促进地区内的平衡发展，也有利于区域的整体发展。”于晨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