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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科学时代的伦理规范和伦理时代的科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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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杨小明 任春光 2018-12-12 06:30
摘要:科学与伦理,根植于敬畏里的力量

“伦”者,辈分等第也;“理”者,条理秩序也。伦理,就是人与自然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秩序。那么,科学和伦理的关系问题,是今天才有的吗,是突然出现的吗?什么是科学时代的伦理规范?什么是伦理时代的科学规范?二者的交叉、侧重与关系又是怎样的?

 

也许,历史深处的电光石火,可以点燃今天的智慧之火。

 

远古的回声,历史的火花

 

中国先哲在“制天命而用之”的豪迈实践中,认识到科学通过技术可能“呼唤”出伟大的力量,一如南唐道士谭峭所言:“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得天地之纲,知阴阳之房,见精神之藏,则数可以夺,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复!”意思是,只要发现和把握“机”,即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并成功地加以应用,人类就能获得驾驭自然甚至改变自身的“神通”。

 

不过,道家的先师庄子则早于谭峭千年之前也同样看到了科技的这种力量,但同时不忘告诫人们要警惕科技对人类精神的“污染”。《庄子·天地》中,庄子虚构了一则寓言,通过园圃丈人之口发出令人振聋发聩的警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诠释了科学与伦理的深刻关系。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庄子之前百年的列子更科幻出一幕偃师“造人”的惊悚剧。在赞叹“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之余,列子也对“造人”可能爆发的伦理灾难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偃师造的“倡人”在曼妙的歌舞即将落幕时竟得意忘形地去挑逗周穆王左右的嫔妃,险些让偃师命丧当场!这已不是单纯的寓言了,俨然是“造人”者下场的预言,“造人”也俨然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古希腊先贤毕达哥拉斯在将科学赋予美的力量的同时,也将科学与伦理的善融汇起来。据说,理论(Theory)这个词就来自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原意是“热情动人的沉思”——“the(o)”作为词根意思是“神”。这一学派认为,科学的目的不仅是追寻科学背后的美,更要透过这种简单、对称与和谐的美去理解和塑造宇宙万有以及人类社会的等级和秩序。

 

简言之,科学是为了守望和维护宇宙和人类的伦理规范。继承了毕达哥拉斯衣钵的柏拉图,将老师苏格拉底“德性即智慧”的科学伦理观发扬光大,交给弟子亚里士多德、欧多克斯等人一个艰巨的任务——“拯救现象”:研究行星视运动或顺或停或逆这样不规则、不完美背后究竟是由哪些匀速圆周运动叠加而成?直观地说,是将纷乱的现象归整。只有找出行星运动所遵循规则的高贵运动方式,才能洗刷这种“不体面”!即科学必须为伦理服务,不然就误入了歧途!

 

科学时代的伦理规范:谁来规范?

 

在古代,包括中古时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伦理与科学的关系基本是和谐的,科学甚至依附于宗教和伦理。“科学”一词,在古希腊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科学与伦理水乳交融。中世纪的欧洲,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科学与伦理在宗教里依旧和谐共存。

 

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科学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人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万物的尺度”,本来与人平等共处的自然沦为人类随意拷问与奴役的对象,于是,生态伦理问题甚至灾难开始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随着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加速显现,历经两次工业革命的19世纪被誉为“科学的世纪”,人与自然、人与人从疏离走向对抗,科学与伦理殊途,技术与价值断裂,于是,20世纪两次惨烈的人类自相残杀接踵而至。为追逐利益、权利和野心,科学被没有底线地滥用。《科学怪人》(又名《人造人》)、《隐形人》等早期的科幻名著,揭示和预言了从工业革命到今天愈演愈烈的科学与伦理的冲突。

 

“科学的世纪”以降,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爱因斯坦、玻尔和杨振宁等一批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科学家,在充分肯定科学对文明推动作用的同时,又深刻洞悉了科学的负面影响,强烈呼吁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倾力实践科学的伦理关怀。从伦理关怀的角度,爱因斯坦将科学家分为智力愉悦型、功利型和终极关怀型三大类。其中,他最推崇终极关怀型的科学家,认为只有符合伦理规范的科学研究才是真正的高尚,并能赐予科学家宁静的内心:

 

“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我们可以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内心的自由和安宁。”

 

为了避免科学时代的伦理悲剧,“二战”后通过对话和协商,人类在国际框架下,制定了核伦理、生态伦理、信息伦理特别是生命伦理等伦理规范,规范主体从科学共同体到国家再到国际,规定科学研究不能触碰更不能突破伦理底线。

 

伦理时代的科学规范:为谁规范?

 

与科学不相干或基本无涉的“纯粹”伦理时代,只“存活”于古代或中古的历史记忆之中。受到近代科学兴起的冲击,伦理时代也愈来愈深地烙上科学或正面或负面的印记。科学的历史一再证明,试图通过限制科学发展来维护伦理的稳定是不可行的。哥白尼革命、进化论和精神分析等,从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到人在生物界中的位置,再到人的理性的尊严,一再冲击着人类原有的伦理规范,但新的伦理规范也在痛苦的调试中不断被构建起来。

 

特别是,19世纪之所以“斩获”了“科学的世纪”的美名,一是科学走向综合、清晰与完整以及由此形成的联系和发展的世界观,二是科学第一次走出书斋和实验室并通过技术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三是从科学到社会特别是进化论以及唯物史观描绘出一幅进步的自然和社会发展途径。这是科学与伦理的曼妙结合。但好景不长,随着19世纪末电子、辐射和量子等的发现,“科学的世纪”的完美图景被打碎,但科学的进步,相对论、量子论和大爆炸宇宙论等的相继创立,一幅新的探到自然更深处的自然图景建立,人类对自然的理解更进一大步,新的伦理体系构建起来……所以,伦理与科学相辅相成、共同进步。

 

仓廪实而知礼节。伦理时代包括我国现阶段伦理时代的到来,离不开科学技术这一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革命的力量”的杠杆作用。同时,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积极的一面有利于伦理时代的构建,但消极的一面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毁灭。所以,对存在着巨大伦理风险的科学技术,从科学共同体到国家到国际,在利益和风险之间,一定要理性、超前进行评估和预防,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面对诱人的“潘多拉”之盒,要做到伦理上的定力。在风险不确定之前,千万不能为了所谓科学的“探索”,而置伦理规范于不顾!在科学与伦理之间,伦理永远是第一位的考量。

 

科学与伦理:敬畏里的力量

 

综上可知,科学时代的伦理规范,是科学因利益、名望和权利等全方位的力量而对伦理冲击和撕裂之后进行的规范,本质上是避免伦理风险、维护伦理价值而对科学研究进行的规范;伦理时代的科学规范,更强调科学与伦理的互为前提、共同促进,不因伦理而束缚和叫停科学研究,而是在风险和伦理之间以伦理为先,把科学研究规范在伦理的笼子里。科学技术就如生产力一样,是最活跃的革命力量,不可阻挡地冲击甚至变革伦理规范;但同时,伦理规范也不是被动、消极的,更不总是科学技术的阻碍。伦理规范可以反过来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激发其积极、正面的潜力,规避其消极、负面的风险,引导科学技术健康、向善的发展。这是科学与伦理永恒的辩证关系。

 

科学追寻自然的秩序,伦理追求社会的秩序,二者是人类永恒历史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更不对立,从山麓分手,必将在山顶重逢。所以,科学时代的伦理规范和伦理时代的科学规范,尽管历史演进不同、内容侧重不同,但相辅相成、殊途同归。

 

尽管如此,但一个结论必须凸显,即科学研究的底线和红线必须以伦理为规范、以伦理为先导。甚至,宁可暂时不作为也不能提前乱作为!其中,是敬畏使然。敬畏是一种伦理品格,也是一种科学品格。从对人的敬畏,中华先贤生出民贵君轻、民本君末的民本思想;从对自然的敬畏,生出“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在中国古人眼中,自然和社会与人一样,都是灵动的生命。西方从古希腊对和谐宇宙的敬畏,到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对“造物法则”的敬畏,再到爱因斯坦和杨振宁的“宇宙宗教情感”……可以说,是敬畏成就了科学时代的伦理规范和伦理时代的科学规范!

 

杨振宁曾精彩地概括了他对物理之美之善的理解:

 

“……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够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对“最终极的美”的伦理敬畏,我国两千年前的先贤孟子也异曲同工地指出: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我们可以化用说,只有将科学规范的“充实”和伦理规范的“光辉”合二为一,才能升华为“大”的境界,然后才能感化人,并生出对科学无尽探索和伦理终极关怀的永恒敬畏之情!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所

主编:王多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笪曦制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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