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10点，一辆车子孤独又明亮地行驶在笔直的改革大道上，前方是中国农村改革重要发源地小岗村。

车窗外一片漆黑，但严余山还是摇下窗子，指向远方，兴奋描绘：“你看啊，以后我们就在那片造一个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孵化基地。”

3天跑3个城市、每天睡4小时的节奏，看上去并不太影响严余山的精神状态，只是指尖时不时燃起的烟头泄露了他的疲惫。就在11月24日，他受邀到北京录制节目，晚上加班到凌晨两点半还不忘发一条朋友圈：“今夜，永远铭记四十年前的那个夜晚。”

今年9月，安徽省小岗村科技有限公司在合肥成立，严余山在办公室忙碌着。 殷梦昊 摄

正是那个寒冷的冬夜，包括他父亲严宏昌在内的18位农民冒着坐牢风险在契约书上摁下了鲜红手印，在小岗村首创分田到户、实行“大包干”，从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然而，安徽凤阳流传一句话——“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跨过富裕坎”，说的正是小岗村。温饱不愁之后，如何才能富起来？这个问题困扰小岗村多年。

在小岗，带头人的后代被称为“岗二代”。作为全村第一个外出打工、第一个盖二层小楼、第一个买小轿车的人，严余山无疑是其中佼佼者。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在上海学习养殖技术，回乡后开始首次创业，其后还尝试过2次，均以失败收场。

“我40多岁了，再不为小岗做点事就来不及了。”2014年，他放弃高薪，又一次返乡创业，后被村民选为小岗村党委委员，今年7月再次当选。现今，他每月工资一千多元，忙得充满干劲。

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新一代小岗人手中。新一轮谋求乡村振兴的探索，在改革之乡的沃土上酝酿。  

明星村的紧迫感  

每年至少有80万游客来到小岗村重温历史。人们怀着敬意，更带着好奇而来：这座历史上穷困不堪的村子，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在村里走一圈，或许能找到答案——村口有交警执勤，马路上有穿着制服的环卫工、会“唱歌”的洒水车，主干道两旁是错落有致、白墙灰瓦的徽派农居，有幼儿园、消防队、派出所，二维码处处可见，打开手机还能连上免费WI-FI。

如果想感受当年贫苦，可以去大包干纪念馆和“当年农家”茅草房，或者在红手印农家菜馆点一道“公鸡蛋炒辣椒”（当地人在贫困年代用面粉炒出鸡蛋味道的菜）。但能够真正理解一切来之不易的，恐怕只有小岗人自己。

严余山对年幼时贫穷的记忆依旧深刻：“脑子里就一个字，饿。一到春天就开心，因为树上发芽长出叶子，我们就有树叶吃了。”
   

“余山”二字源于“余山公社”——在他出生的1973年，父亲严宏昌正在那里帮人挖鱼塘，母亲段永霞常去附近讨饭。当年小岗人讨饭所唱的凤阳花鼓词，真实反映了当时情形：“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 1978年，29岁的严宏昌当上生产队副队长，凤阳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几乎颗粒无收。“大包干之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个样，大家生产积极性都很低。”严宏昌说，分田到户是为了活命。

施行后，果然无人再消极怠工，全都在地里没日没夜地干活。大包干纪念馆的数据显示，到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每年3万斤左右增加到13.29万斤，家家户户丰收，粮食多得没处放，6岁的严余山第一次尝到了红薯和玉米的滋味。

分田到户并不符合当时政策。全村人死守秘密，但反常的劳动积极性还是让消息不胫而走。

年底的某天，严宏昌一大早突然被带走调查。临走前，他从破草房的竹筒里掏出藏着的契约书，嘱咐哭成泪人的段永霞：凭这张纸，你让三个舅舅一人带走一个孩子，养到18岁。全村人都以为严宏昌一去不回，可到了半夜，他居然回来了。

在今天的小岗村民文化广场上，一本摊开的《邓小平文选》雕塑镌刻着这样一段话：“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政策逐渐明朗，有关包产到户的争论停止。1982年到1984年，中央连续3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旋风般席卷整个中国。

小岗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但也开始安于现状。直到2004年，上级党组织向小岗村派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招商引资办工业，困局才慢慢打破。

数据可窥今日小岗发展势头：去年，小岗村集体收入突破820万元，同比增长20.5%；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106元，同比增长1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不少。

但小岗村的干部们并不满意。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坦言：“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小岗的差距还很大，发展水平配不上‘明星村’的地位。”严余山则说：“我们不能再做在温水里煮的青蛙，要始终保持时代的紧迫感。”  

走不顺的创业路  

严宏昌有个“工业致富”的梦想。从1986年起，他经常拿着家里卖猪的钱去东南沿海考察学习，每次回来都召集生产队的人分享见闻，可大家常常不信。

例如他说在温州买火柴，多给了几分钱，商家懒得找钱，宁可再给一盒，大伙都认为“不可能富到这种地步”。他也曾想引进一家废旧塑料回收再生产的企业，但村民们觉得是“玩魔术”“吹牛皮”。

1991年，严宏昌作为“大包干”带头人的代表受邀去上海参会，在一家养殖场发现一种“泰国鸡”，40多天就能出笼。他回村后动员村民养殖，大家仍不信：给鸡吃什么也不可能长这么快。最后，他只能让儿子严余山到上海学养殖技术，三个月后回村先试着养了500只。

起初严余山毫无压力，只觉“钱真好赚”，等养到2000只鸡时，卖的速度赶不上鸡的长肉速度，销路成了致命问题。原本和严家签了固定供货合约的蚌埠肉联厂，因为当年发大水，倒闭了。

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18岁的严余山不甘心：“小岗村太闭塞，必须出去见见世面。”距离过年还有13天，他出发去了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元件厂。接下来的7年，初中学历的严余山从门卫保安干起，拼命看书学习，拿到电大文凭，还当过每个部门的负责人。

1998年，严宏昌当选小岗村村委会第一届主任。严余山在电视上看到父亲承诺“要让老百姓人均年收入增加400元钱”时，一年已经能赚20万元。他本认为自己多年的积累能够帮助父亲实现目标，就不顾老板挽留、辞职回乡，开办瓶盖厂，没料到运行一年即夭折。

严余山至今不大愿意回忆当初“工厂被炸”的惨痛事实。虽无人员伤亡，但要紧的是当时他已和江苏一家电子厂谈好合作，打算在瓶盖厂车间基础上联合开发新产品，设备、材料都已买好。破坏事件直接导致合作终止。

到底是何人所为，严余山从未深究，但不是没有反思：“那时候大家思想还不够解放，认为农民种好地就行了，宁可一起过苦日子，也看不得有人过甜日子。我没找准人与人之间的平衡点。”

这一年，严宏昌在外努力拉项目、跑部门、办手续，可最后拉回的项目全部流产。
   

实际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如火如荼、村集体经济快速壮大时期，也有小岗人想要赶上这波潮流。可直到2000年，严宏昌卸任，小岗村仍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厂。

多年积蓄花光，严余山不得不从头开始，投身建材贸易，又转战节能领域，在北京、上海、合肥开了公司，再次站稳脚跟。与此同时，以“分田”出名的小岗村进入“合地”阶段，大规模土地流转，招商引资。对严余山而言，续写创业梦的机会似乎又来了。

当时他正打算在江浙地区建生产基地，时任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听说后，几次三番力邀他回村，他有些犹豫，最终还是下了决心，2006年在小岗村注册公司。

就在所有立项批文拿到手，甚至签了一个几百万元的订单后，问题再次出现：无地建厂房。严余山需要15亩地，却正好和另一个大的引进项目重叠。奔走3年，投入大量资金筹备，仍未落实，严余山只能离开。

令人遗憾的是，那个占地几千亩的项目经营不善，并未产生预期经济效益。而类似情形不止一例。由于自然条件不佳、资金与人才欠缺等诸多原因，小岗村的发展和许多中西部农村一样一波三折。

“回头来看，其实都是必经过程。”3次“败走小岗”让严余山不堪回首，但也让他越来越懂得小岗。他意识到，发展小岗必须因地制宜。  

小岗精神的灵魂  

严余山家现在成了快递物流便民服务中心，主要由妻子和父亲打理。 殷梦昊 摄

小岗村这片土地究竟有没有创业的土壤？曾对父亲抱怨过“这里种子掉下去都发不了芽”的严余山，又一次重起炉灶。
   

2014年正月初五，严余山的淘宝网店正式开张。起因源于那年冬天，他惊讶发现很多村民仍要跑到三四十公里外的县城去买电热毯，索性一次性在网上团购多条，一件件送上门。他常年辗转大城市，早已习惯“连买根笔都是从网上下单”的生活。

在小岗，村民种植的五谷杂粮在集市上卖不出去，只得屯在家里烂掉；而在城市，消费者对原生态的农产品又有巨大需求。严余山想，何不通过互联网为村民开辟一条致富路？
   

“小岗村必须融入互联网。”他自学电商教程，一周后，小岗村的农产品第一次上网。现在他的淘宝店每年净赚10多万元，在北京、上海发展出小岗特产代理商。

他还设计了有小岗元素的文化周边产品，比如印有红手印契约的茶具、纸杯。“网友觉得挺好玩，因为这里面有故事。”严余山说，“小岗”二字有太多价值可以挖掘。

村民们也学着将家中的粉丝、黑豆打包，贴上“小岗”标签上网售卖，每天发货好几箱。越来越多人上门讨教，严余山干脆在自家厅堂放了几台电脑，开起“电商培训班”。他还一次性拿下20多家快递的收发资质，建起村级快递物流服务中心。村民再也不用跑到十公里外的镇上。

2015年11月11日，当了1年村官的严余山向村里领导提交100多页的小岗村农村电商发展计划书。2017年初，小岗村与北京一家企业合资成立凤阳小岗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互联网+大包干”电子商务平台上线。

这是一种全新的农村电商模式：平台为所有农户免费开通网店，将村民生产的原材料加工、设计和包装，并完成网上编辑。农民卖一单就能赚一单，无技术门槛，而且不必花心思打理网店。网店目前运行几个月，已有人每月净赚一千多元。

“小岗村最大优势就是小岗的品牌影响力。”严余山前后开过5家公司，不管在哪，名字中总带着“小岗”二字。他认为，新一代小岗人的使命就是将“小岗”品牌擦亮，让它变成真正的金字招牌。

2012年，“村企一体”的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成立。2016年起，小岗村推进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赋予村民股权。今年春节，小岗村进行第一次集体所有制股份分红，全村4288位村民每人都分到350元。这在小岗村历史上是头一回。  
   

巧合的是，39年前，也就是“大包干”实行的第二年，村民人均收入从上年的22元跃升到350元。从昔日的350到今天的350，数字未变，背后却是农村改革的新飞跃。

“小岗振兴终究还得靠小岗人。要是大家都自己顾自己，小岗到哪天才能有希望？”严余山建立了“小岗村青年农民创业交流群”与“天南地北小岗人”，把在家在外的小岗人通过网络连接到一起。让他欣慰的是，如今村里青年农民已有1000多名。

小岗村正在规划发展方案，目标建成“一二三产业融合，景区、社区、园区融合的特色小镇，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创新、创业、创意融合的田园综合体”，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严余山直言不讳：农产品深加工还是少，旅游业态不够丰富，乡村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他经常和父亲探讨小岗的发展：“我一直对他说，你们是中国最早尝试‘股改’的一批人。地还是这么多地，人还是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家吃饱肚子？就是因为通过利益再分配，解放了生产力，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今天我们面临的时代环境变了，但问题的根本没有变。”

自今年1月到任，李锦柱和村两委发起了“小岗要振兴，我该怎么办”的大讨论。有农民困惑：我只会种地，啥也不会干，应该怎么办？按照严余山的设想，小岗人应当渐渐转变身份，一部分懂农业、爱农业的人专门从事高科技现代农业，其他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旅游服务人员等，还有一些有学历、有想法的人则培养成科技人才。为此，他的新公司专门设立“千人工匠人才培养计划”，优先为小岗人提供就业、培训机会。

从严余山的言谈中，总能听到许多科技感、商业感十足的概念，其中一些是他自创的。他很乐于被问“这词是什么意思”，然后耐心解释。

“小岗精神的灵魂就是改革创新。改革不创新，改什么呢？”这是他对“小岗精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