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G20大戏刚刚结束，法国国内“黄马甲”运动也愈演愈烈，12月1日发生了第三轮抗议示威活动，似乎快要升级成一场更大的暴力闹剧，已经造成92人受伤263人被捕，被认为是继1968年“五月风暴”后的最严重的“暴乱”。讽刺的是，当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阿根廷G20会议走下飞机时，发现自己也未能摆脱国内的“黄马甲”，只能尴尬的与之握手。马克龙从近70%高票当选法国总统，到目前急转直下的历史新低25%的支持率，燃油税成为压倒马氏改革的最后一根稻草，反马运动的最终导火索。

促成“黄马甲”团体形成的最直接原因，是11月中旬法国政府出台的燃油税政策。这次政府提高柴油税，被认为是法国政府为了履行《巴黎气候协定》，减碳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巴黎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现黄马甲抗议的城市，在法国马赛、比亚里茨、昂蒂布都出现了黄马甲抗议活动，接近80%的法国民众支持此项运动。并且已经输出到临近国家，为了呼吁反对社会不公，在荷兰、比利时都出现了类似的“黄马甲”抗议，虽然相对温和，预计该运动还将持续蔓延。

环境政策的极限在哪？政府希望提高柴油的价格，鼓励人们使用更清洁的能源，使用污染较少的汽车，因此在过去12个月里，法国的柴油价格，随着政府税收政策的调整，上涨了23%，现在已经达到平均每升1.51欧元，是21世纪以来法国柴油价格最高的一次。然而，如果2019年1月1日实施，柴油价格将再一次每升提高0.065欧元，汽油每升提高0.029欧元，这个“0.065欧元”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弥补民众的损失，从2018年年初开始，消费者们就可以通过把柴油车更换成更为环保的汽车，领到政府“环保回馈金”，获得政府提供的退税。然而，民众仍然认为这些补助措施是不足的，无法很好地调控油价，就是政府的失职，油价的升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已经严重降低了民众的购买力，威胁到民众的生存。为了维护政策的稳定性，马克龙强调，对抗议者的要求表示尊重，已经制定好的政策不会轻易修改；但是，如果国际油价上涨过快，他也将放慢燃油税的增长速度，前提是在明年1月增税之后。

环境运动的兴起。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日益面临环境污染带来的风险性问题，在美国，生态运动作为民权运动的分支兴起，推动这一时期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清洁空气法》（1970年）、《清洁水法》（1972年）、《濒危物种法》（1973年）为标志。在法国，生态主义的理念并非以社会运动的形式推动入法，19世纪伊始，政府已关注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议题，陆续颁布了《森林法》(1827年)、《山地造林法》(1860年)、《山地恢复和保护法》(1882年)以及《私人造林免税法》(1943年)等与自然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二战后，法国在1957年颁布了《自然保护区法》，1960年颁布《国家公园法》，1976年又颁布了《自然保护法》等。全球意义上，一段时间内，环境运动获得了广泛影响力和大量民众的支持，甚至进一步政治化，各国绿党纷纷成立，1972年的新西兰新价值党成为全球第一个绿党。

生态政治的转向。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经验累积，欧洲绿党意识到必须摆脱“自然中心主义”走向“人类中心主义”，开始体认必须“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为尺度推进生态政治运动。欧洲绿党逐渐走上了政治成熟，已经不再过分强调其“环境关注”，已把视野拓展到环境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

环保激进主义政策的终结？世界环境法发展史上，法国被认为是最贴近自然，最激进环保政策的国家之一，2000年编纂《环境法典》、2005年通过《环境宪章》，新一波环境立法大量出现。自从萨科齐总统上台改组环境部以来，奥朗德、马克龙环境政策领域大步向前，逐步将环境保护推向法国“政治正确”的神坛。2007年环境对策搭会议（Grenelle de l’environnement)的成立，以及相继通过的《环境协商法I》（2009） 和《环境协商法II》(2010)、《生物多样性法》（2015）等。

英国布赖恩.巴克斯特教授在《生态主义导论》一书中认为，作为西方的、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技术专家型的管理主义的一种手段，生态的“全球主义”的概念是值得怀疑的。这种观念具有一种趋向：既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把假方案或非方案强加给解决直到20世纪晚期很大部分由西方社会造成的某种环境危机。这些“解决方案”的最终受益者很可能是与之不相称的以西方为基础的企业和部分西方人口，它被认为，环境危机中，罪犯不是“人类”，也不是所有的“人类”成员在这场危机中都遭受了均等的危害，甚至关于这种“全球”现象指的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现象。

马氏环境政策，一方面，是对萨科齐、奥朗德国内环境政策的延续；另一方面，COP21时期，法国政府高举气候变化大旗，环保政策已经作为外交政策中推行全球主义的标签之一，更是推动了《世界环境公约》的联大进程；最后，环境政策也是在英国脱欧大背景下，法国谋求欧盟领导力的关键领域之一。

法国《环境宪章》第一条规定，人人都享有在一个平衡的和不妨害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即使在如此激进的法国，《环境宪章》强调的依然是以生存权和健康权为基本人权基础的环境政策取向。“黄马甲”运动提醒着我们，在生存权和健康权基准上的环境政策，必须考虑成本-效益原则，过激的环境政策恰恰会反过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它可能会成为社会不公的一部分，也可能会进一步延伸和放大社会不公。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应该在各自的地区层次去寻找，如同正在举行的波兰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以各国实际国情为基础的国家自主贡献才是气候合作的最终动力。脱离实际、空想的、目标高远的、激进环境政策，对民众而言可能会是一场灾难。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