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之辈》是我的女友推荐的：“有空刷一下——我个人觉得是年末好电影，让人笑着哭……每个底层有故事的人，都值得尊重。”

她如今身在南京，与高中时的恋人成家。她与生活和解得很好，受过的辛苦从不拿出来鲜活贩卖，不像我，总有一副祥林嫂的嘴脸。

我们初中时亲密无间，后来，她成了城里人，我是“混在县城”的那部分。她与我这两年联系得多一些，但我维持着分明的距离。对于城市与城里人，我这个小人物，心存向往，又满怀戒心。

两个憨皮劫匪，眼镜和李大头，他们也是城市里的外来者。像皮肤上的疣赘，没什么害处更没有用处；去掉，无关痛痒。故事开始就露脸的真真——李大头的梦中情人肇红霞，她介绍自己的来处，具体到某个村某个寨，仿佛，摘掉梦巴黎罩过来的假发，擦掉口红，拿掉内衣里的海绵，这些，才是她本来面目。

电影里，李大头和一个警员时常说到“命”。嘉祺成了瘫子是命，马先勇酒驾死老婆、伤妹妹、丢工作，也是命。可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憨皮不认命。眼镜和李大头两个无名之辈，一心要“做大做强”，成不了英雄就成坏蛋，至少体现自己的积极能动性。

马先勇的不认命，表现在他对“协警”这一身份近乎痴狂的追求上。我总觉得，这里有一点救赎的念想。只要再得到做协警的机会，时光仿佛就可以倒流，妻子还在，妹妹未瘫，父慈女孝。

瘫子嘉祺也不认命。她连死的能力都没有，只剩下头部可以动。她的头脑时刻不离痛苦的腌渍，就用嘴巴让别人也“享受”一番。换个角度想，如果我如她那般，或许除了毒舌谩骂，对人生也没有其他言语。没有人愿意帮她去死，即使知道她活得生不如死。遇到两个劫匪后，她由最初的蛮横到后来的央求。各种寻死，也是对命运的反击。

这几个倒霉至极的人物，不仅仅反抗着既定的命运，甚至，还一心追求所谓的“尊严”。这是我看完电影后在脑海里打出的最鲜明的词汇，它可以把几条线里的人物串成一根线上的蚂蚱。

眼镜对嘉祺举枪，是受不了她的嘲讽，那比在他的伤口上洒红花油还要疼。看到电视新闻，他嚷着要去杀了手机店店员、炸了电视台泄愤，“老子犯了罪，你可以抓我，但不可以恶搞我”。到这个分上，眼镜还不忘惦念自己不成形的尊严。嘉祺小便失禁，是电影里最扎心的一幕。即使身体山穷水尽，她依然狂叫着让眼镜和李大头不要看她，唾沫四溅，脏话横飞，那是唯一可以兜住尊严的“包大人”尿片。

波仔要复仇、高明要回城、高翔要捣乱追悼会，这一切都跟尊严相关。用高中生高翔的话来说——这是男人的事儿！

故事的主体拎出来了，对命运的反抗、对尊严的维护，这是一副光看一眼就让人动容的骨架。没有人不珍惜尊严，没有人不曾和命运正面交锋过。当然，附在电影骨架上的血肉，并不十分纤秾合度。

李大头与眼镜，是过于夸张愚蠢的“无名之辈”，导演又刻意用人性光辉来拯救他俩。李大头对真真一往情深，当眼镜与嘉祺冲突时，他息事宁人、刻意讨好，哪里有悍匪的影子？眼镜对疼痛的惧怕，装腔作势的可笑姿态，都在消解最初的“恶”，让他们成为可以被观众接受原谅的憨皮。他俩的关系像堂吉诃德与桑丘，只是，堂吉诃德的一往情深被挪用到李大头身上。如果他俩来自虚构小说之中，就更有说服力，但进到写实影片里，却显出导演对小人物的不了解，或者说，刻意误读。

电影在封闭的点上深入时，三两个人甚是出彩（不知是不是因为导演饶晓志经常执导话剧的原因）。像嘉祺屋子里的针锋相对、楼顶上的肝胆相照，任素汐真是“坐着演戏就能封神”。两个憨皮的表现也可圈可点，饰演李大头的潘斌龙，让我看出几分黄渤的影子。在巷弄里的逃窜，也有扑面而来的真实感，那是桥城用身子遮挡起来的另一面，老旧琐碎，一地鸡毛。

当故事扩展到宏大场面时，节奏分明是跟不上的。烟火升天之前，大桥上灯火辉煌，真真被警察押解着等待波仔，李大头在寻真真，波仔要报复李大头，王老板给高明开追悼会，高明的儿子高翔刻意来捣乱，高明回来保全自己的颜面……所有的点与线，在这里汇成了面。

而恰是此时此地的情节，让我频频跳戏。警察的行动滞后呆板，给混乱留出时间，给生死伏下陷阱，李大头还借机和真真浪漫一把。细节的交待泥足拖沓，像车在急行时，不时踩到刹车——很像我开车的风格。

饰演眼镜的章宇，一出场我便认出他是《药神》里的小黄毛，但这个角色不如小黄毛走心。眼镜像是从虚空里降临的笨贼，我看不到他一步一步带血的脚印。包括他对嘉祺态度的转变、最后留下的那幅画，都有点儿过于生硬。

眼镜没有如约打开煤气，他在画上写，“我想陪你走完剩下的桥”。这座城市叫桥城，“因为路走到头了”，所以有桥。桥是路对命运的反抗。我并不相信这句话里有情爱的成分，那不过是两个可怜人的一时依偎，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

片末彩蛋里，眼镜入狱，好好学习，嘉祺换电动轮椅去看他。马先勇没死，高明跟小三结婚，依依和高翔相约考同一所大学……饶晓志导演对这些小人物给予太多仁慈。

这善意，跟之前的置之死地一样，有点儿太过极端。其实，命运对小人物并不都很残酷，更多是无视冷漠。真正的小人物不把“尊严”时常挂在嘴上，大多是如我一般，摆出个小心翼翼的姿势以免受伤。小人物的路走得不宽，即使架桥，也只是小小一溜，走完了桥，下面的路也依然坎坷。

而当命运真的要戕害小人物时，是很少给出慈悲的，小人物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绝地求生。我正在读李修文的《山河袈裟》，那里面写了很多卑微的生命。如果命运决意不放过，就立马给出霹雳手段。像那个儿子断腿丈夫车祸亡故、只能去恨一棵树的母亲；像那个为死去的儿子写下“每次醒来，你都不在”的老路；还有唱“郎对花，姐对花”的风尘女……他们可以不要尊严，只要寻常日子还能继续。

《无名之辈》更大的意义，可能不在于它是不是黑马，而是再次证明，有很多导演开始或真或假地关心起小人物。或许因为，与我们一样的小人物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主体。小人物们如尘埃一般伏在塔底，并不对命运有什么妄想，顶多时时去架一座拯救自己的桥。嘉祺都去走剩下的桥了，我们更应该好好活下去。

（本文由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