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有着强烈寻根情结的，那么，一个人的根究竟是其祖籍地还是出生地，这是一个在学术界始终存有争议的话题。我不是专家，但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可是，如果用“土生土长”来形容和判别，那么“土生”的意思应该是出生于某个地方，而随之紧密相连的是“土长”这个词，望文生义，也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意思了。照此说，作为出生在上海的我，尽管祖籍地不是上海，如果把自己呱呱坠地的上海市杨浦区松花新村视作自己的根，想必也错不到哪里吧。

松花新村是一个位于上海市东北角、建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工人新村。也许是紧挨着松花江路、延吉东路的缘故，因此被命名为松花新村。新村附近的路名大都取自我国东北的吉林省，如和松花江路平行的有靖宇路、延吉路，纵向的则有敦化路、内江路、图门路、安图路、长白路等，无不让人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东北风味。整个松花新村按东、西划分为一村和二村，我们一般就称之东松花、西松花，共有数十幢尖顶、灰色三层楼组成。那时居住在松花新村内的基本上都是上海机床厂的工人，而上海机床厂就处在与松花江路交叉的军工路上。因此，松花新村实际就是上海机床厂的家属区。而紧挨着上海机床厂的是上海电缆厂，该厂的职工新村、职工子弟小学则位于松花江路、延吉东路右侧。当时的上海机床厂与上海电缆厂都是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声显赫的万人大厂，因而，以这两个厂为主体构建成了上海东北角的工人家庭聚集区。父辈们到厂里上班，和我们到学校上学，都只要步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可以了。每天清晨上班、上学和黄昏时下班、放学的人流夹杂在滚滚的自行车潮中，给那时还是上海这座城市偏僻市郊小道的松花江路增添了几分喧闹的都市氛围。　

精准定位：我的出生地是松花一村7号14室。这是一间面积16平方米、两户合用厨卫的一室户，也是五十年代中期父母结婚时，机床厂分配的婚房。在那个“听话要听党的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的纯真年代，我出生后不久，正当盛年的父母为了没日没夜“赶超英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便将祖父从祖籍地请到上海，把我“扔”给了祖父带养。这样一来，原本只是父母两人居住的16平方米里，一下子多出了我与祖父，三代同堂，空间顿时就变得狭小起来。于是，父亲便和邻居商量，晚上能否在厨房搭个帆布床睡觉。邻居是父亲机床厂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那时的人就是单纯，信奉助人为乐，根本不会像后来有些邻里为了占用共用部位而寸土必争，甚至大打出手。得知我们家的困难后，他当即就同意了。　　

本文作者一个月大时留影

于是，每天晚上两家人家吃好晚饭，将炊具洗净，隔壁邻居一般也就不再出入厨房。祖父把我安顿入睡后，便将煤球炉封好，再从房间里拖出一张帆布床，在厨房铺好。烟瘾极大的他在床上坐下，这时将身子舒适地依靠在墙壁，掏出一根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随着袅袅烟雾飘浮，一天做家务的劳累也就在那一口口的“呼吸”之中渐行渐远。或者独自在帆布床边支起一个凳子，斟上一杯土烧酒，打开用白报纸包裹成三角包的5分钱一包油汆豆瓣，撒上一点细盐，“沉醉”在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此刻的祖父，是一天中最为幸福的。然后，便一头扑倒在帆布床上酣然入睡，睡得无比香甜且发出呼噜声，有时会“穿墙”而过，传入我的耳中。清晨5时，祖父便又准时起床，打开封好的煤球炉，煮烧早饭。他那浓眉大眼、腰背挺直，始终忙碌家务的身影，至今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现在想来，祖父睡在厨房是在和死神相伴啊，因为一旦煤球炉没有封好，发生二氧化碳泄漏，就可能导致中毒，那时，左邻右舍常发生此类事故。可为了我们这个家的安宁，他无所畏惧。好在祖父封炉子的技术“炉火纯青”，几年下来，始终平安无事。　　

1964年居住在松花新村时一家五口和祖父（中坐者）、姑姑（后排右一）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

作为感恩和回报，当我懂事起，便承担了为祖父跑腿，到松花新村菜场边上的粮油店拷老酒、买香烟的任务。这时候，他常常会摆出一副大老爷的派头，颐指气使地把一毛钱纸币朝我一扔，大手一挥：“小鬼，快去帮爹爹拷点老酒，买包香烟！”接过纸币，我立马屁颠屁颠地向屋外奔去。而我也经常从找回的零钱中“贪污”下一两分钱，作为自己的零用钱。殊不知，这一两分钱在六十年代绝对是“巨款”。虽然祖父没有工作，其烟酒钱也是父母给他的，但他明知我耍小聪明，依然是装出“浑然不知”。　　

如今想来，早早地沦为“家庭妇男”的祖父，其实生活得并不如意。从旧时代过来的他，同辈人基本上都是文盲，而他不仅具有初小文化程度，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在老家的村子里算得上是个秀才了。在我的记忆中，祖父不仅烟瘾、酒瘾很大，古诗词的底子亦很深，酒至情深，能把李白的一首《将敬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吟诵得慷慨激昂。前不久，遇到一位松花新村老邻居，他至今还清晰记得当年我的祖父坐在7号大门口读报和挥毫写毛笔字的情景，那架势用现在的话来说，还是很有腔调的。然而，性格倔强的祖父却因年轻时一段莫须有的所谓历史问题，背上了一辈子的包袱，到了“文革”时期，几度受到地区造反派的纠缠。而他的这段历史也一度牵连到我这个第三代身上。1975年11月21日，祖父因病离开人世。　

如今的松花小区外貌　

那个年代的“小小班”，无疑构成了我在松花新村的欢乐富足的精神生活。“小小班”和后来的“向阳院”一样，是今天的50后、60后和70后出生的人非常熟悉的。它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课外学习班和暑托班，可又是与它们性质截然不同的一种课外儿童组织形式，主要是在下午放学后以及寒暑假期间，由小学班主任老师按照学生居住的门牌号，把相近门牌号内的学生组成一个小团体，便俗称“小小班”。那时，“小小班”一不收费，二靠自律，完全是少年儿童的自治组织。学校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小小班”，主要是考虑到学生家长大多是工作繁忙的双职工，为防止我们“出事”，便以此形式来管住我们。于是，每当寒暑假，我们每天上下午抽出一到二个小时，五六个人集中在某门洞的大门口，由一位同学从家里搬出一张小餐桌，大家围坐在四周埋头不响做作业。如果有哪个同学思想开小差，马上就会有同学叫起来：“告诉老师。”吓得该同学赶紧低头不语。而在几天后，那个高叫“告诉老师”的同学也就有了“马屁精”或者“浦志高”的绰号。那时，基本上每人都有一个绰号，几十年后，当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们再次相聚时，许多人的名字一下子叫不出了，可却清楚地叫得响彼此的绰号。当一个个俗比雅多的“昵称”此起彼伏，从各自嘴里“吐”出时，老伙伴之间也就情不自禁地回到纯情的童年时光。　　

在“小小班”里做完课外作业后的一段时光，是最让我们开心的。男同学玩斗鸡、打弹子、刮纸片游戏，女同学则玩跳绳子。一直疯玩到夕阳西下，大人们做好晚饭，打开窗户高喊着自家的孩子的小名：“小桂子还不死回家啊！”“阿猫哎，回来吃饭啦！”各地方言的叫喊声混夹在一起，构成了松花新村一道独特的市井风景线。　　

和孩子们无忧无虑生活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从六十年代开始，松花新村的大人们开始忧心忡忡起来，下班回家后他们大多数愁眉苦脸。为了“支内”（支援内地社会主义建设，如上海机床厂对口支援单位是陕西省的汉中机床厂与宝鸡机床厂），组织上一旦定下那个职工去“支内”，那就是连“根”一起拔，其本上自己和全家都必须把上海户口一同迁入陕西。因此，大人们整天都在担心自己是否会轮到被挪窝。那时，一旦组织上决定谁去，是没有一丝“还价”余地的。我父亲没有去“支内”，不然，我现在就可能是陕西人了。可是，我的好多小学同学却随同父母一起挥泪告别上海的故土，远赴汉中或宝鸡，一呆就是几十年。至今我还清晰记得，住在我家楼上的一位姓李的小学同学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六十年代此病肆虐），他父亲和我父亲在一个车间工作，是第一批被指令去宝鸡机床厂支内的。当他们举家迁往宝鸡、告别上海的那天，我这位同学在父母带领下来我家道别，他拄着拐杖的身影和茫然的眼神，如今想来，依然令我难以释怀。虽然后来大部分支内职工退休后，陆续回到了上海，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上海支内职工把“根”永远扎在了陕西的黄土地上，由此而演绎了几代人悲欢离合的命运。　　

2018年夏天作者在少年时代曾经居住的松花一村7号门口留影

在松花新村一直居住到我小学毕业，随着弟妹的陆续出生，我家也就成了住房困难户。七十年代中期，上海机床厂将我家住房分配到面积更大的长白新村后，我家便搬离了松花新村。回想起来，居住在松花新村的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是我们国家、是上海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创期，那虽然是一个各类生活资源短缺、家庭经济不富裕的年代，但老百姓的心灵却十分单纯，而我家也从父母的两人世界衍变成了如今由祖孙三代十一口人的四个家庭组成的大家庭。　　

今年春节，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除夕年夜饭就是在松花江路靠近松花新村的一个饭馆吃的。当除夕夜的小菜余温未尽时，我悄悄地独自溜出饭馆，漫步在寂静的松花江路上，凝望着夜幕下的松花新村。今天的松花新村和松花江路已物是人非，原先的三层楼尖顶房已经加层为四层楼的平顶房，四周也砌起围墙，作了封闭式管理。和周围一幢幢耸立的商品房小区相比，松花新村真的是显得“老态龙钟”了。可是——　

新村老了，路灯亮着；　　

街巷睡了，时间醒着。　

记得有位历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对一座匆匆前行的城市来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一件行李。”我想：对上海、对杨浦区这样一座正在不断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城区，对曾经在松花新村居住过、现在依然居住在此地的每一个上海市民来说，松花新村应该就是永远“寄存”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件历史“行李”，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请不要忘记“携带”着这件“行李”，去迎接、去拥抱上海更加灿烂的明天。

题图说明：我们家也从父母两个人，衍变成了由祖孙三代十一口人的四个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后排左三为作者），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