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刘少奇诞辰120周年。全面抗战时期，刘少奇在“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伟大实践中，充分展示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胆略和求真务实领导风范，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肯定了刘少奇在华北独立自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领导，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了从组织上保证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以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

11月9日，中央发出《关于中原局委员会的通知》：“兹特决定以胡服（即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这就把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托付给了刘少奇。

刘少奇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开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刘少奇不负重托，他认真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领导中原局和新四军八路军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重要任务。

坚持“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正确方略

刘少奇1938年11月27日到达河南渑池县，1942年3月19日回延安。其中，曾回延安半年时间（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在华中实际工作2年10个月。他到华中后，首先深入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听取汇报、座谈交流、个别谈话和实际观察了解，他感到华中和华北的形势特点不同，华北的经验不能简单地搬到华中来；华中与华北相比，条件还比较差，要自下而上坚持艰苦长期的工作。

1939年1月，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陆续秘密颁发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反共摩擦日趋严重，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3月18日，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 193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四天讨论新四军和东南局的工作，决定加快发展华中的步伐。9月21日，刘少奇再次南下到达竹沟，他一边了解情况、检查指导工作，一边不断思考，如何贯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问题。10月下旬，他率中原局领导机关和干部300多人向皖东进发。

11月4日，来到安徽涡阳以北的新兴镇，他感到形势有很大的改观，豫皖苏边区和新四军彭雪枫、李先念等部队都有了很大发展。同时，他与曾在江苏省委工作过的刘瑞龙等同志多次交谈，了解江苏的情况。11月11日，他在致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等电报中首次提出了：“在一二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在苏北我们活动的可能性更大，更可放手。”

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指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地区，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

1939年12月中旬，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着重讲清“开辟苏北”的重大意义，明确向东发展的战略方向。

首先，苏北全属敌后，日军虽控制了铁路、运河等交通要道和一些大中城市，但广大农村地区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广阔战场。其次，新四军豫皖苏边和豫东北地区都背靠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向西发展，将同国民党第1、第5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的限制，且不易取得中间势力的同情；而北上华北、南渡长江，难以打开新局面。其三、苏北地区虽有号称拥兵10万的韩德勤盘踞兴化、东台一带，但内部矛盾重重，又孤立无援，一贯保存实力，光收税、不抗日，还反共，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其四、苏北东濒黄海，南临长江，北接山东，西枕运河，北可与山东八路军打通联系，南可和江南新四军遥相呼应，战略地位重要；境内地域广阔，大有回旋余地，盛产粮、棉、油、盐等重要物资，可供军需，适宜于建立新四军的战略根据地。

因此，“开辟苏北”是“发展华中”战略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1940年1月19日，刘少奇在致电项英并中共中央时指出，中央要我们在华中发展新四军之十万人枪，并须注意部队的巩固与筹措给养，要我们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一分钟也不要停止。“我计划在半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对华中一切工作计划与布置的中心思想，这也是我们决定一切的决定因素。”

打开了苏北抗战新局面

在刘少奇看来，“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方略举措，其基础和重点在于苏北的开辟。这是党的全局性大事，是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共同任务。因此，他积极主动地请求中央抽调八路军主力“来华中作战”，并根据中央的指示，亲自领导和指挥华中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主力，决战决胜，打开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

刘少奇原打算抽调新四军第4、5、6支队的部分兵力，再由江南派一两个团配合，完成开辟苏北的任务，由于各方面情况变化未能实现。1940年3月9日，刘少奇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华北八路军可否准备3个以上的主力团”“来华中作战”。这是他第一次向中共中央提出派八路军主力南下的问题。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设想，使之成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举措。

3月16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在派队向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困难。故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

3月21日，中央军委确定：“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 八路军总部确定，这一任务由太行的黄克诚部和山东的彭明治、朱涤新支队担任。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对外妥协和对内反共逆流的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更加迫切。1940年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胡服、项英：“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于危境。”提出：“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军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进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 “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

刘少奇总结了半塔集保卫战胜利的经验，认为要实现新四军八路军南北对进，解决苏北问题的基本设想，必须选择一支突击力量首先打开突破口。经过反复考虑，他电告中央“这个任务须由叶（叶飞）部担任，其他部队暂时不能担任”。5月中旬，叶飞率部返回江北后，立即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介绍了半塔集孤军固守待援经验和皖东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做法，明确了挺进纵队在解决苏北问题中承担的重要任务。随后，又胜利地进行了郭村保卫战，揭开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序幕。

6月下旬，黄克诚率12000多人到达豫皖苏边区，处于敌伪顽夹击中的彭雪枫，因兵力不足，希望黄克诚所部能留下来共同战斗。黄克诚因刚到华中，尚不了解情况，以为仍受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直接指导，也提出了向西发展的想法。经过刘少奇反复做工作，使他明确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决心遵照中原局的指示东进。同时，毛泽东也打电报指示黄克诚：“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等均应服从胡之指挥。”黄克诚将两个团留下，加强彭雪枫部主力。自己率新2旅和344旅的687团等部队向皖东挺进，8月10月，赶到盱眙中原局驻地向刘少奇报到。

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老2团、新6团渡江北上后，中共中央指示，将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部队改编为3个纵队、9个团7000余人。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实现了兵力集中，对下一步决战争取了主动。7月23日，部队东进黄桥，开辟抗日根据地。8月2日，刘少奇致电陈毅并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明确提出苏北各部队（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队）由陈毅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

8月16日，为统一皖东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原局宣布，根据中央指示，所有涡河以北、津浦路以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部队统一编制和指挥，并属于中原局，合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三个支队，2万多人，并成立军政委员会，黄克诚为书记。至此，新四军、八路军南北对进，解决苏北问题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9月3日，韩德勤所部向陈毅部发动进攻，刘少奇立即致电陈毅、粟裕说：“韩德勤已开始向你们进攻，这已给了我们解决苏北问题的极大可能。现决以9个团参加，由苏北全部南下，配合你们解决韩之主力，完全占领盐城、东台、兴化、阜宁四点，这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在华中之作战地位具有决定意义。”这时，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拟争取通过谈判解决国共争端，毛泽东、王稼祥电令刘少奇，停止八路军继续南进，部队集结待命。

9月30日，韩德勤不顾陈毅所部一再退让，集中3万多兵力进攻新四军黄桥根据地。中央确定了“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方针。10月4日，黄克诚率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兼程南下，突破韩军的盐河、旧黄河防线，连克阜宁等城镇，直下盐城，切断了韩军的归路，威胁其大本营兴化，在战略上对韩军造成南北两面作战之势。陈毅、粟裕率所部独立作战，英勇顽强，机智果断，粉碎了韩军优势兵力的进攻，歼敌1.1万余人，取得了黄桥决战的重大胜利。

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占领盐城，新四军陈毅所部进抵东台，两军先头部队在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基本上完成了“开辟苏北”的任务，初步形成了华中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这一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打通了华北、华中的联系，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把八路军新四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使华中敌后形势根本改观。此时，新四军八路军在华中的部队总计34个团，48700余人。

为统一军事指挥，根据刘少奇建议和中共中央决定，11月17日，成立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同时明确：“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

这标志着华中抗日根据地领导核心的形成，为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奠定了基础。 11月29日，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发起了曹甸战役，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成战役目的。1944年7月10日，刘少奇在给黄克诚的信中讲到“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二师（指当时的新四军第4、5支队）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

曹甸战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共歼灭韩德勤所部8000余人（我军伤亡2000余人），是黄桥战役之后对韩德勤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使苏北敌后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