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吃一点地瓜，已有一段时间，因为地瓜有益于养生健体。前些天女儿买回一小箱地瓜，五斤二十五元，每斤五元，使我这个很少涉足市场的“桃花源中人”大开眼界，地瓜之价如同米价，不说身价百倍，也是今非昔比，当刮目相看。

在故乡会稽山麓，地瓜被称为蕃茹。我知道蕃茹生产的全过程，从小就见母亲育蕃茹种，插蕃茹苗，翻蕃茹藤，直到掘蕃茹以及将蕃茹藤上的叶子加工成猪食。在我们那边，蕃茹与六谷（即玉米）一样，是常用的杂粮，作为主粮大米的补充，在饭前或饭后吃一点，感觉不错，蕃茹片晒干了，过年时节炒一下也算年货。“困难时期”之初，蕃茹与六谷大米三分天下，成了主食，感觉就大不一样了，虽然聊胜于无，总比饿肚子强，却远没有大米饭的爽口，以至百吃不厌。

有一天，我家一只鸡窜入粪缸淹死了，有好几斤重，那时难得吃到猪肉鸡肉，家里舍不得丢。奶奶说，把它埋到土里去，让泥土把臭气吸掉，洗干净了可以吃的。这办法还真不错，虽然现在想起来有点恶心，但那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忽然想起家里没有大米，吃蕃茹配鸡肉似乎过于奢侈。幸好表妹寄养在我家，每月有十斤米的搭伙卡。因为是山区，离我家最近的王化粮站是要搭配蕃茹的，搭配十分之三，还是搭配二分之一，早已记不清了，一斤米相当于七斤地瓜，却是明白无误的，定粮供应的大米，一斤一毛多，折算成蕃茹，一斤不到两分钱。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会感到这价格低得不可思议，但不要忘了这是“定粮”，定粮外的米价，大约二块钱一斤，那叫“黑市”。我那时虚岁十三，奶奶就叫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到十里路外的下堡村去，那边水田比山地多，兴许不要搭配蕃茹，就请舅公帮我们到丁岸粮站去买。奶奶相信舅公会帮这个忙，他们兄妹关系不错。

有鸡肉配米饭的诱惑，我们兄弟俩积极响应。已经六十多岁的舅公也很配合，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坐在做草鞋的专用座椅中做草鞋，立马就站起来，解去做草鞋时用的围裙说：“阿兴，你们等一下，我去去就回。”接过米袋和搭伙卡，他就出门了。下堡到丁岸五里路。舅公果然马上就回了，却不无沮丧地说：“啊呀，阿兴，丁岸也要搭配蕃茹的。”舅公不忍心看着他妹妹的这两个尚未成人的孙子空手而回，就去里屋里装了一袋米，出来说：“阿兴，这十斤米你们背回去吧。”

背着这十斤米回家，不仅背上有点沉，心里也是沉甸甸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是失望，是辛酸，还是欣慰？天已渐渐的暗下来，来回已走十五六里路，走得有点累了，索性就在一个叫隆庆庵的路廊歇脚。隐隐听到有脚步声由远而近，慢慢地，看到一个背着挎包的人影，继而看清了，竟然是在离家三十里路外的王坛镇供销社工作的父亲。父亲也感到意外，听我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什么都没有说，只见正在吸的香烟头在黑暗中闪烁。吸完那支烟，方才站起来说：“回家吧。”

这是一直保留在我脑海中的关于蕃茹的记忆。我因此感受到舅公的朴实而宽厚，一直念着他的雪中送炭，虽然舅公早已去世，舅公的后人早已作为库区移民搬迁别处，下堡与丁岸也早已淹没小舜江水库之中，那记忆总是难以抹去。我也一直记着在隆庆庵中父亲的无语以及他那在黑暗中闪烁的烟头。当然也不会忘记，那时候蕃茹很贱，即使是七斤蕃茹抵一斤大米，也都只想要一斤大米而不想要七斤蕃茹的。

在我到福建之后，改称蕃茹为地瓜，据说福建本地话也称蕃茹，但前后左右，凡是说普通话的，似乎都叫地瓜。福建地瓜很多，尤其在闽南一带，外地人甚至称带有闽南方言味的普通话为“地瓜腔”。下放闽东时，还知道当地人所谓的“地瓜米”，就是我老家的蕃茹丝。“地瓜米”的“米”字，用得相当准确，点出了它的实际用途，那时在福建乡村，它确实还在充当或替代大米。我曾跟着公社党委书记一起去青山村，吃住都在老农民阿杰伯家，吃的就是“地瓜米”。有一次，老吴用挎包装着一袋大米去，路上对我说，“阿杰伯的孙子还没有满月，家里一粒米也没有，这袋米是给他的小孙子熬米汤的，我们还是吃地瓜米吧。”可见，直到那个时候，地瓜的身价也不高。只是有定粮供应的，已不再搭配地瓜。

地瓜的身价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提高的。

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告别了缺粮的年代，解决了温饱问题，粮票、肉票、油票等作为物资紧缺标志的所有票证都已只剩下收藏价值。大米由人去买，数量没有限制，价格市场调节。说来也怪，可供人吃的东西多了，饭量也就大大减少，原先每月三十几斤大米只够一个男人吃，如今可供一个三口之家。地瓜无须再去充当大米，成为饭前饭后的风味小吃，它的功能变了，甚至被列入“蔬菜”的行列。人们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看重养生健体，就会想到对各种食品的构成进行检测。医疗科学的发展，又为这种检测提供了相关条件。于是，对于各种食品的功能，人们时有新的发现，丑小鸭成为白天鹅的事也不无仅有。早些年就听说过，茄子、土豆，芦笋等都是健康食品。地瓜就在这种氛围中脱颖而出。就连以前只能充当猪食的地瓜叶也成了蔬菜炒了吃，听说味道不错，还要六块钱一斤呢！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