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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见】“最牛抄袭”的传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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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壹米久 2016-03-18 17:27
摘要:回望历史,你会感觉抄袭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抄袭行为已被人原谅,消失在每个人的耻感里。

 

“史上最牛抄袭”来了。

 

吉林大学一篇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日前陷入疑似大面积抄袭的尴尬之中。被抄袭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媒体调查发现,两篇论文大部分文字几乎一模一样,连文末“致谢”部分也用了相同的形容词来形容导师的长者风范和学者魅力——“品格高洁”、“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思路开阔”。

 

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的故事在不断重演。就在不久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某教授的两名学生的论文就被曝高度相似,甚至连错误都一样。

 

大众的目光再次瞄向学术不端,屡屡重演的怪相多少让人见怪不怪。不如穿越到古代。你会发现,剽窃代代有之,花样层出不穷。

 

 

【剽窃第一人】

 

街头巷尾窃取他人钱财者,人称扒手、小偷;而在文人圈子里,窃取他人的作品当做自己作品的人,则被称为“文偷”。考证起来,文偷之风,不是当今这个时代独有的,在古代就有大大小小的文偷。

 

“剽窃”一词,最早出现在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他认为《文子》一书“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当然,这不是说在此之前没有剽窃,只是表述有所不同。《礼·曲礼》讲“毋剿说,毋雷同”,这里的“剿”,被注解为“取人之说以为己说”,也就是剽窃的意思。《孟子·公孙丑》中也说,“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说明早在先秦时代,对这种行为的定性就已经很明确,为当时的学者们所不齿。

 

古代有名的剽窃事件也是举不胜举。这些剽窃者,有的虚冒姓氏,有的公然劫夺,有的移花接木,有的稍加点窜。更有甚者,为了一两句诗的创作权,不惜残害骨肉至亲,不仅不要脸,甚至还要人命。

 

根据史书记载,班固被视为“抄剽第一人”。

 

班固《汉书》书影

 

班固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得到肯定的,但他著史的不端行为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一样,一直饱受后世指责。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中即称“班固盗窃父史”,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亦称:“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班固的《汉书》究竟剽窃了哪些内容?从汉高祖到汉武帝这段历史,主要剽窃了司马迁的《史记》,除《董仲书传》外,差不多都抄自《史记》,内容上没有实质的变化。

 

 

【不惜认“亲爹”】

 

由抄袭引发的恶行,在古代也时有发生。

 

初唐著名诗人宋之问,与沈佺期合称“沈宋”。他有个外甥叫刘希夷,也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刘希夷25岁中进士,好为宫体,词情哀怨。他曾苦吟得句:“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自感不祥,复苦思冥索,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佳句。

 

宋之问“苦爱”这两句诗,知刘希夷未曾示人,便“恳求”刘希夷割爱送给他,想靠这两句诗传名千古。刘希夷碍于舅舅情面口头答应,后又反悔不肯。宋之问“怒其之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

 

宋之问

 

宋之问,史书记载其仪表堂堂,多才多艺,然而人品卑劣。为了夺取两句诗的著作权,不惜残害自己亲外甥的性命,真可谓是剽窃史上骇人听闻的恶行了。

 

明代剽窃之风也一直在延续。晏璧,明永乐年间曾任任山东按查司佥事,“以诗名于时”。元人吴澄著《三礼考注》,“旧藏康震家”,晏璧从康震之孙手中“得之,遂掩为己有”,冒称为自己所著。为了做得像一点,他将书中原称“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有称“澄按”者皆改作“愚谓”,“用粉涂其旧字而书之,其迹尚隐然可见”

 

这位晏璧先生为了窃取前任著作,算是不惜妄认了回亲爹。然而机关算尽,还是未能遂愿。

 

 

【大写的“鄙视”】

 

现代人知识产权意识强,虽然维权之路漫漫,但总是在不断进步。古人可很少有“著作权保护”的条件。他们怎样面对抄袭呢?

 

《东轩笔录》里讲,欧阳修在滑州当通判时,朋友宋子京跟他说:“有某大官酷爱你的文章,托我来向你求稿子。”欧阳修说好啊,拿了将近十篇稿子给宋子京。过了个把月,宋子京说:“大官看了你的文章,不太喜欢,说你怎么水平下降那么厉害?”欧阳修没说话,这事儿也没放心上。

 

谁知道这只是个伏笔。后来欧阳修回京当了知制诰,坊间风传,某位朝廷要员极力称赞一个叫丘良孙的人写的文章。欧阳修派人把丘良孙的文章找来,一看就乐了,这不就是自己给宋子京转交的那几篇文章吗?除了署名变了,什么都没变。再后来,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使,看邸报上说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就是因为文章写得好而当官了,欧阳修心生怀疑,把丘良孙献上的那个“文字”找来一瞧,吓了一大跳,这篇文章竟是武将令狐挺写的《兵论》。

 

欧阳修从此惦记上这事了,后来当了侍从,在皇帝身边了,就找了个机会,把丘良孙抄袭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宋仁宗听完后的第一反应是“骇怒”,罢了丘良孙的官。

 

不必否认,对抄袭、剽窃、盗版、假托等行为,古人们也有过“大写的鄙视”。自唐代起,作者的创作权益受到重视。到宋代,版权意识和版权控制真正萌生,并得到强化。宋人出书时,封面后或封底上已开始印上“牌记”,印有作者、出版者名号等,声明“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国版权保护例证。

 

宋代刻书牌记例

 

明代开始了悬赏捉拿盗版者。冯梦龙《智囊》记载:《唐类函》发行前先办“讼牒”。明代刻书业发达,书稿需求量大,侵权行为也越来越猖獗。一些书商,或删节或抄摘或照搬或汇编,翻刻、盗版、假冒伪托他人之名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四库全书总目》点评说“是书杂采小说家言,凑集成编,而不着所出”,其实是对明朝抄剽侵权普遍现象的总结。

 

 

【抄袭者天堂】

 

不过,历来为文人所不齿的抄袭,却从未在历史中消失

 

《苦榴花馆杂记》作者汪恸尘,就为自己的诗作被抄袭而愤愤不平。他创作的十四首诗被京城某作曲者剽窃了,还写成了歌,汪氏“每一念及,犹觉轩渠”。轩渠是笑的意思,他也觉得这事儿好笑。

 

《苦榴花馆杂记》

 

但对付抄袭者,只能笑笑吗?为此,汪恸尘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抄袭》,介绍了大量当时抄袭、疑似抄袭以及转载不注明出处的事情。后来汪恸尘的哥哥劝他:“茫茫尘世中,哪有许多奇事?至于后世所称道者,无不为前人所说尽,则又安得不抄?”

 

被抄袭者不较真,法律搁在那儿也罩不住,就算法院判了也可以不认错。抄袭者能巧舌如簧振振有词,显得比被抄的还理直气壮——这环境,简直就是抄袭者的天堂了

 

今天一个问题如果四处开花,就必须从制度深处寻根源。仅仅依靠鼓励宣誓、加强监管就能杜绝抄袭吗?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不解决,无论运用多么先进的检测工具,为学历而抄袭都不能避免。

 

回望历史,你会感觉抄袭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抄袭行为已被人原谅,消失在每个人的耻感里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史料参考中华书局出版的《唐史史料学》、《北京晚报》、上海社科院网站等。本文编辑:朱珉迕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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