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艺术团到了巴黎，他们的行头、扮相、旗袍、外套、发式都使巴黎的人感到目眩神迷。法国女作家、阿拉贡的夫人特丽奥特专为中国的服装写道：我把字典上所有关于色彩的字样都用遍了，可“中国服装的强烈的对比和近似的调和，朝阳和彩虹都不足比之于百一”。

1949年，上海青年在街头义卖劳军红星章。当时的女性穿着仍以旗袍为主。

然而，当外宾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彩虹和朝阳”消失了，映入眼帘的是清一色穿着单调颜色和列宁装款式的人。这让外宾们看不懂了：“为什么从你们的服装上看，有时简直分不出男人和女人？你们商店的橱窗里那么多的漂亮衣料，为什么不穿呢？”

1950年，秦怡、白杨、黄宗英、上官云珠等演艺界明星演出集体广播短剧，倡募国家折实公债，裘皮大衣与军棉袄“同框”。

曾经是摩登之都、东方巴黎的上海，城市里的无数时装即将进入漫长的冬眠季。此后的近三十年间，上海人普遍不再敢着意打扮，并且开始以时尚靓丽为耻。但在1956年这个分水岭上，街头和巷尾还存着一点往日沪上风华的残照斜阳。服装店里还公开卖着旗袍和丝绸，理发店里还有各类卷发烫发的服务。人们还是可以看见一些穿着花哨旗袍的青年女子、个别穿花衬衫包臀裤和尖头皮鞋的男青年、以及少数还敢于顶着一身裘皮珠宝上街的妇人。

1952年国庆前夕，一户普通的上海家庭在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第一门市部采购。

这一年8月12日，在先施公司原址上，当时上海市内规模最大的妇女时装商店——国营南京路时装商店开幕，全店出售的557种新式样和近2万件商品，品种还算繁多，包括中式服装部、衬衫部、衣连裙裙子部、浴晨睡衣部、布服装部等六个部分，分别出售绸旗袍、改良旗袍、中国式的短衫、各类衬衫、两用衫、布质衣连衫、睡衣、晨衣以及各类绒线衣等等。此外，还有少数民族的服装。二楼商场除了呢制、绸制现成服装卖品部外，还有定制部。

这一年6月，新闻里还报道：《理发师为美化妇女而辛勤劳动，妇女头发式样已有一百多种》，报道说：“在这些新设计的式样中，有为青年女工和学生设计的青年式和三季式。稀松的刘海只盖在一边，两边头发卷过耳根，后面波浪大而少。”

1952年国庆，机关工作者向国庆游行队伍欢呼致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女性服饰风尚。

连在田间劳动的农妇，作为上海女性出门也依旧是要烫头的。“江湾区淞南乡钢铁第二高级社主任杨云弟，到沪江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师给她理了个新式样：把前额的头发完全向后梳，在后面头发上烫了较平的波浪，使反卷的头发紧挨着后脑。这样在田间劳动，头发不易被风吹乱，平时洗头，梳理也很方便，还不容易走样。”理发师还参考了一些外国画报和古代仕女的图片，根据中国民族风格设计了一种民族刘海式：边分头路，前额留些稀刘海，两边波浪短而明显。梳了这种发式如果再配上耳环和鲜艳的旗袍，能够表现出“东方美”的特色。

1952年，静安区妇女组成春节慰问队，向革命家属致敬。依然有女性在旗袍外套裘皮大衣，烫时髦卷发。

旗袍，这种上海女性解放前普遍穿着的衣服，虽然于1956年的街头还在被出售、还在被穿着，却不再被鼓励了。它们渐渐消失了引领时尚的风头，而被用有色眼镜看待。

1953年解放日报邀请部分上海纺织业先进工人座谈。

1956年，上海电焊机厂的青年女工吴秀莲，以一个女人的第六感，敏锐感受到了人们对穿着打扮的态度在发生转变。她给报社写信倾吐烦恼说：

“听说就要开妇女儿童服装展览会，我们都想去看看。我们厂里直焊车间，有很多年轻女工都爱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但是周围的同志老要说怪话。我刚进厂时，打扮得比较漂亮，还烫了头发，谁知就有许多人说我像个“小阿飞”，“作风不正派”。大家的冷言冷语，我实在吃不消，这才把头发剪短，穿上了灰色的衣服。去年夏天，报上提出要大家穿得漂亮些，我做了一件花旗袍，大着胆子穿着到厂里去，便有人说我跟资产阶级学样，吓得我立刻脱下，仍旧套上灰布衣服，像个老太婆一样。现在许多女同志都有这样的想法：做了好看的衣服，就要引起别人议论，还是穿灰衣服来得自由。走进布店看见很多花布，心里想买，又怕做了穿不出去。因此我觉得社会上舆论很重要。报上要多多宣传，纠正一些人的不正确看法，让我们的服装也和生活一样丰富多彩。”

这一年4月，如同最后的回光返照，一场盛大的上海市妇女儿童服装展览会在国营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4楼开幕了。一天里就有14000多人参观服装展览。

在展览会上，陈列着572种各式各样的妇女儿童服装。实用部分陈列有341套以春夏季为主的妇女儿童服装，鲜艳夺目。其中，有选用浅色花布、花麻纱、泡泡纱、灯心绒等所制作的旗袍、短衣裙、连衫裙和外套等；还有各种民族形式的短衣配上各种不同的裙子；甚至还有领上饰有别针，胸前饰有闪闪耀眼的珠粒的长旗袍，用作晚会服。新式服装方面，既有深咖啡色的新颖衬衫，配西式裙子的工作服。也有雪白色的泡泡纱连衫裙，加上别致的领子的春装。

可是，等待这些百花齐放服饰的，是一场只有单调蓝灰色的列宁装的寒潮。

1957年，棉布实行计划供应的第三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一九五七年棉布供应的决定”，决定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通用的第二期布票，一律照票面数额打对折使用。解释是这一年棉花严重减产，棉布供应紧张。

解放日报为此发社论，呼吁“……建议大家把那些压箱底的旧衣服都翻出来。过去穿过的旗袍啦、西装啦、学生装啦，能再穿的就再穿……衣里尽量利用旧布。”

一时之间，即便爱美的上海女人想添置新衣服、换换时装，也实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此后，随着运动的接踵而至，添置时装、翻翻花头的心思不仅成为了奢望，也称得上是罪孽，为求自保，穿上朴素的列宁装，和集体保持一致的外貌发型成为黎民百姓务实的选择。

一夜之间，再也没有旗袍卷发女、尖头皮鞋花衬衫男出现在街头。一旦还敢穿成那样上街，就不要怪会被捉住，然后当街剪开裤脚管、脖子里挂上破鞋、剃去卷发变成阴阳头再羞辱一番。

但像一切向往阳光的种子一样，等这个漫长的寒冬过去，服装从冬眠中醒来后，上海的街头有一天会再次百花齐放，被“朝阳和彩虹”的颜色所充满。

（题图来源：CFP，文中图片均为解放日报资料照片。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4805661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