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本书有生命，是否会记住每一双曾翻开它的手？

如果这些有生命的书，聚集在一起庆祝它们在人世间度过的岁月，那么这画面是否会像一群学者的聚会，又或是像一群长者的重逢？

100年前的秋天，复旦大学部分学生发起戊午阅书社，每人捐洋两元购置书籍，自主管理，由此形成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雏形。走过百年历史，今天这座图书馆里，每一本书，或多或少都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某一个时段的见证者。

书的生命，就是人的生命的延续，而图书馆，就是爱书人魂魄的居所。过去的一个世纪，风云变化，在复旦大学里的这些书，也并非都在书架上安静站立，它们中的许多，走过不平静的历程，有的经历战火，有的劫后重生，有的见证离散，有的甚至绕过大半个中国。

如今，当复旦大学图书馆钱京娅、史卫华领衔的编写小组，为梳理图书馆百年历史而触摸到这些书背后的故事时，不禁感慨，这么一个看似与世无争的场域，原来也折射出时代发生的波澜壮阔。

1942年，私立复旦大学成为国立复旦大学

馆址的变迁

1905年9月14日，复旦公学创立，借江苏省宝山县吴淞镇提督行辕开学。

早在这一时期，学校就曾拨一间房屋为阅报室；1912年，学校迁往徐家汇李公祠后，在祠堂戏台陈列少量图书报刊作为阅报处。但这些还够不上算一座图书馆。1917年，复旦公学始创大学本科，改校名为复旦大学。戊午年，即1918年，部分学生发起成立戊午阅书社。1920年春天，学校在修订大学章程时明确规定：“学生每年应缴阅书费两元。”同时也宣告：“本校备有各种书籍数千卷，西文书籍数百卷。俟经济稍裕，尚拟多增西书以供研究。”

在以后的几年里，图书馆有了正式的图书室用房。翻阅史料，钱京娅看到：1921年6月，爱国华侨、印尼富商黄奕柱捐银一万两，建筑校舍一所，为校办公及图书室用房。1922年春，大学部迁往江湾新址，图书馆占奕柱堂楼下二间。校董、曾国藩的外孙、后来成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聂云台捐赠《四部丛刊》一部，计2100册。到了1923年4月6日，复旦留学同学会商议赠书母校图书馆。到了是年秋天，图书馆藏书总数已经达5260册。1924年春，复旦大学聘杜定友为图书馆主任。这位图书馆学家拟定《复旦图书馆计划》，提出“盖大学而无图书馆，犹人之有躯壳而无灵魂也”。有鉴于此，拟募捐5万元，建一座仿美国图书馆之建筑。1925年，几经筹措之后，图书馆的捐款数目仅达计划数的三分之一，学校决定将奕柱堂办公楼扩建后作图书馆用。1930年，新扩建的图书馆举行开幕典礼，不久以中国合作运动创始人、英年早逝的复旦大学教务长薛仙舟教授之名命名为仙舟图书馆。

此后10年间，图书馆的藏书日益丰富，到1935年达34260册，阅览座位可容400余人。至1936年，藏书总数已达39151册（各科研究室藏书不计在内），其中中日文图书27519册，西文图书11632册。另外，尚有合订本杂志2955册，其中中文杂志141种，西文杂志60种。在此期间，各科也相继建立图书室，如心理学图书室、商业图书室、社会科学图书室、文科图书室和中国文学科图书室等，各室藏书多为各科教授所捐赠或寄存。

但战火袭来，偌大城市，也不再有能安放书桌之地。几代学人为图书馆所做数年之功，瞬息化为灰烬。

1937年8月，上海华界相继沦陷，10月，日军火炮、飞机对复旦校园进行大规模轰炸，校舍2/3被毁，教学大楼、图书馆、教学仪器等悉数受损。复旦、大夏、大同、光华四所私立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准备内迁。最终，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组成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分批前往江西庐山、贵州贵阳。之后联合大学解体，复旦大学选择在重庆北碚办学。1938年3月，学校确定在北碚黄桷镇复课。嘉陵江边，一幢三开间三进民房，成为复旦大学迁川的图书馆。图书馆因地制宜，分藏书、参考、阅览等室，可容读者百数十人。商学院和新闻系在重庆市内复旦中学内办学，因此另辟图书馆分馆。1939年5月，在重庆市内的院系迁北碚，分馆撤销。此番西迁图书仅12593册。

复旦大学相伯图书馆

炮火落在耳畔，山脚农舍简陋，但这些都未阻挠师生们向学之心。朴素的图书馆里，弦歌不辍。1939年，创校人马相伯逝世，复旦大学决定于重庆北碚建造相伯图书馆。1943年，复旦相伯图书馆在北碚夏坝竣工。当时当地，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战争会结束，甚至也不知道战争究竟会不会结束，今天建好图书馆，可能明天会被炸毁，今天毕业，明天也未必能有好前程。但去除了一切世俗功利追求后，读书本身反而在此刻显得尤为纯粹。书架边上，常常人满为患。

如果这些书本会有记忆，它们一定会记住战火中这些坚定的脸庞。
 

一个熟悉的名字

一个后来让所有复旦人铭记的名字，在那些年开始频频出现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故事里。

1929年，复旦大学第一次校务会议通过陈望道为图书委员会委员。1947年，抗战结束，复旦大学举办师生复员回沪后第一次校友会，其中文物展览设于图书馆（仙舟馆），该展览总招待又正是新闻系主任陈望道。

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迁回上海，被迫分居沪渝两地8年之久的书和书，终于在上海的校园重逢。陈望道也从重庆回到上海。1949年8月，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张志让。由于张志让不久即赴京任职，陈望道挑起校务重担，1952年，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

院系调整，为复旦大学图书馆带来的图书移入及调出清单

也正是在这一年，复旦大学经历院系调整。数千本书，带着各自的烙印和原属学校的藏书章，随着时代的安排，进入复旦校园，一如当年加入复旦的大师名家一样。据1952年记载显示：“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调入书刊251,473册（其中震旦大学98,991册、沪江大学72,267册、暨南大学13,157册、华东教育部6,443册、大夏大学4,560册、安徽大学3,344册、同济大学1,634册、浙江大学13,940册、东吴大学811册、光华大学689册……）”

这一年始，复旦大学名师云集，实力倍增，图书馆也随之有了较大的起色。1958年，6440平方米的新图书馆落成。8月18日，陈望道在新落成的图书馆和教职员工一起参加义务搬书活动。1963年，陈望道向图书馆捐赠图书44册。

陈望道校长（右捧书者）帮忙搬书

陈望道的名字几乎贯穿了复旦大学图书馆前半生。望老的儿子陈振新记得，1977年，陈望道临终前，嘱咐家人把他一生心爱的几千册藏书连同书柜全都赠送给复旦大学图书馆。

陈望道校长捐书回执

无数高贵的灵魂

而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文化名家、专家教授将一生心血留在了图书馆。

1956年夏，金山藏书家高吹万将其旧藏吹万楼《诗经》类图书700余种出让给复旦大学图书馆。1973年6月，王欣夫教授家属捐赠王氏蛾术轩古籍4,180册（其中可列入善本的3,258册，普通书刊922册），同月，乐嗣炳同意将344册古籍（含明代刻本、史书与清代文集）赠予图书馆。1986年7月，已故教授赵景深之夫人李希同根据赵先生生前愿望，将他珍藏的27,000余册书籍全部捐赠给校图书馆及校古籍研究所。2016年，陈毅元帅家属将元帅生前藏书以及相关重要文献资料赠予复旦大学图书馆，开启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红色经典收藏的特藏计划。

每一份捐赠背后，都是对文化的敬意。

大学里的爱书人人满为患

2000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复旦大学。上医大图书馆纸藏书刊实点数为333,904册，订有中文印刷型期刊844种，外文印刷型期刊近600种。其中极具特色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预防医学、法医学、护理学等领域的中英文书刊及部分人文科学书刊让复旦大学图书馆增色。

上海医科大学的历史血脉也就此注入复旦。回溯历史，馆员们在讲述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过往时，保留了这样两条看似不起眼的记载：1936年3月17日条记载：上海医科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杨锡恩回家路上遇劫匪枪击身亡，院长颜福庆因其工作勤勉，特发起捐款，以资助杨锡恩家属，数月内捐款金额已超过2，000元；1946年9月16日，怡康轮在长江上烧毁沉没，医学院大批图书资料仪器被毁，随船的朱席儒也被烧伤，一名工役下落不明。

上医的历史汇入复旦大学

这不是名家大师在那些年的遭遇，而是图书馆普通职员、工友为图书馆做出的牺牲。如今，图书馆已不仅仅是藏书、读书的场所，更承载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重功能，但往昔这些经历，包括守护着知识和文化走过这些岁月的人和书的经历，如今化作某种守护神，都深藏在图书馆深处，走入其中，依旧能感触那种震撼。

（图文资料参考《复旦大学图书馆百年纪事（191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