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沙特著名媒体记者在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领取与前妻的离婚证明文件时，离奇失踪。10月20日凌晨，沙特政府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下，才无奈宣布，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内与沙特调查人员发生冲突后死亡，但其尸首依旧下落不明。土耳其方面此前指出，其掌握的相关资料可以证明卡舒吉已经在领事馆内被来自沙特的15名特工以残忍的方式予以肢解并运走。

当然，这只是土耳其政府的一面之词，背后的真实隐情不得而知。正因为这一跨国“谋杀案”的扑朔迷离，导致其这段时间以来在全球备受关注，沙特政府更是被推上风尖浪头，身陷国家形象危机之中，连曾经在言辞上含糊其辞，对沙特政府“护爱有加”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得不于近日改口声称“可能考虑对沙特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并于10月16日派出国务卿蓬佩奥前往沙特，与沙特国王萨勒曼会面，同时警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要求其在72小时内完成对卡舒吉神秘失踪案的调查。

卡舒吉在沙特属于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是沙特政府与本·拉丹之间的沟通联系人，后来成为沙特政府驻美国大使、原沙特情报总局局长图尔基·费萨尔的顾问和媒体助手，负责向国际社会传递沙特政府的观点。他力图向外界说明沙特政府的瓦哈比宗教思想根源是如何受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以及沙特政府在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和萨拉非运动的冲击下，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袖所进行的努力与斗争。在1998年，卡舒吉就曾经指出本·拉丹在沙特为何大受欢迎的原因——在于许多沙特人将本·拉丹视为一个“切·格瓦拉式”的英雄人物。2005年卡舒吉开始撰文批评自杀式爆炸。2010年底席卷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他又成为西方国家决策者们就如何应对阿拉伯之春的一个信息来源。2015年11月5日，卡舒吉在接受美国《每日野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沙特国王萨勒曼不参加本月在美国戴维营举办的阿拉伯海湾国家领导人峰会，而是派其儿子——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出席，既表达了对奥巴马总统与伊朗改善关系的不满，也是一次对未来沙特的政治新星MBS的能力检验。沙特国王萨勒曼后来改立其儿子本·萨勒曼为新王储后，沙特政治风向突变，惯于自由言论和犀利批评的卡舒吉敏锐觉察到国内形势的变化，于2017年前往美国定居，并成为《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供稿人。

而此时的中东地区，经过“阿拉伯之春”后近八年的动荡重组，力量格局已经逐渐分化为三个阵营：第一个阵营是伊朗，以及围绕伊朗而组成的联盟力量和代理人阵营，包括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伊拉克的什叶派力量；第二个阵营是沙特阵营，该阵营的其他国家有埃及、阿联酋、巴林、约旦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第三个阵营以土耳其和卡塔尔为代表。2017年6月沙特突然向卡塔尔发起断交危机后，卡塔尔和土耳其迅速走近。土耳其与卡塔尔两国都力图将影响力从中东拓展到北非和非洲之角等地区，同时两国都是力挺穆斯林兄弟会，并支持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2011年初利比亚内战爆发后，阿联酋与卡塔尔围绕支持利比亚哪方力量发生分歧。同样，在埃及问题上，土耳其与沙特也有分歧，土耳其支持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埃及总统穆尔西，沙特支持来自军方的总统塞西。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渐行渐远的同时，以色列与沙特和阿联酋的关系因为伊朗核危机而日益走近。

在逊尼派的沙特坚定不移地将什叶派的伊朗视为地区劲敌的情况下，沙特与土耳其既是中东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未来中东地区的两大逊尼派竞争力量。土耳其当前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本身就根植于政治伊斯兰，且该党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有着密切联系，而沙特政府则极力排斥并打压穆斯林兄弟会。沙特政府主动选择与卡塔尔断交的原因，除了卡塔尔寻求独立自主的小国外交，不唯沙特马首是瞻，继续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外，还跟卡塔尔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大有关联。

卡舒吉之死掀起的蝴蝶效应将会进一步搅动这三个阵营的力量变化：

首先，伊朗阵营的力量空间得到进一步释放。本来在今年5月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决定于8月和11月分两阶段对伊朗采取制裁性措施后，伊朗经济复苏和发展的空间受到打压。但在卡舒吉事件后，国际社会的目光均投放到沙特身上，而且特朗普总统对沙特政府的暧昧表态也导致美国国内民主党阵营对特朗普总统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调查特朗普家族与沙特经济利益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可能会对美国国内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有所影响，特朗普转而会在近期将精力投放在国内的中期选举和与沙特关系的维护上。而且，如果国际社会在卡舒吉问题上对沙特进一步施压，不排除沙特政府效仿1973年的做法，运用石油武器，推高油价，油价的推高则会使伊朗坐收渔利。

其次，土耳其利用卡舒吉事件获得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自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以来，土耳其与美国之间先是围绕定居美国的居伦运动领导人居伦的引渡问题发生不和，接着围绕美国支持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问题发生矛盾，再又围绕土耳其拘留长期在土耳其境内传教的美国牧师布伦森发生争执。独立特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制约桀骜不驯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土耳其发起贸易制裁，引发土耳其货币里拉的暴跌，大量外资撤出，土耳其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卡舒吉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政府第一时间进行调查，并称掌握了沙特特工小分队残杀卡舒吉的录音材料，从而将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里。随后不久，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僵局就开始打破，土耳其于10月12日释放了被其扣留的美国牧师布伦森，美国对其施加的制裁压力也得以缓解，同时也迫使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

第三，卡舒吉事件使沙特的国际形象继也门危机后进一步受损，对外资的吸引力会进一步降低，从而危及王储萨勒曼雄心勃勃打造的2030愿景的实现。“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初，沙特政府为防止这波政治动荡潮蔓延至本国，开始增加对本国国民的补贴发放，同时为应对伊朗影响力扩张，贸然发动对也门的战争，大量采购军备，国家赤字不断增加。2017年沙特政府赤字已达520亿美元，占其GDP的7.3%。萨勒曼王储隆重推出的2030愿景在很大程度上倚重国际技术的输入和国际资本的流入。尤其沙特政府投资5000亿美元在其毗邻红海和亚喀巴湾的西北部打造的Neom新城计划，更加需要外来技术和资金的输血。2017年萨勒曼王储掀起反腐运动后，大量资本外逃，来自国内的投资量减少。鉴于沙特国内不透明的政治现状，外部资本也不敢贸然进入。尤其卡舒吉事件发生后，不少西方企业家，如维珍公司的理查德·布兰森，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迪蒙，黑石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优步公司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希等，均表示不会出席将于10月23日在沙特举办的 第二届“未来投资倡议”峰会，该会被誉为“沙漠达沃斯”，是萨勒曼王储用来推广并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与“未来投资倡议”合作的CNN、彭博社、《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也决定退出。

可以预见，在一段时间内，沙特政府会忙于修复因为卡舒吉事件而受损的国际形象，美国特朗普政府也要极力在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维持平衡，由此，土耳其和伊朗的地区力量会得到加强，沙特则因为这次事件而信用受损，谋求地区霸主的步伐再次受阻。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此次事件的处理上对沙特的“包容”，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了美国政府在价值观外交和现实外交实施上的双重标准，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信用度也大打折扣，美国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能力因为信用度的受损而加速下降，中东地缘力量竞争则相应加速上升。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