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1月4日，慈禧六十三岁生日。到任上海道不久的蔡均，别出心裁地以外宾招待会为老佛爷庆生，其中有一场西式舞会。

监生背景的浙江仁和（属杭州）人蔡均早年就勤于外事，通晓多国文字，在粤海关做过税务总办。彼时中国各口岸税务司均为洋人，他也整天与洋上司打交道。后来蔡均作为公使随员去中国驻外机构公干，又留任驻西班牙参赞二年余。回国后先搞他熟悉的通商洋务，后转任行政官员。任职上海道不久，就办了跳舞会这么一件“弹眼落睛”的事。

次日《申报》如此记述：昨日为皇太后万寿圣诞，普天同庆，率土胪欢。凡泰西人士之旅居沪上者，亦以懿德所敷，恩周遐迩……“胪欢”的意思是歌呼欢腾。上海最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出长篇报道《上海道台跳舞会记》称，“蔡道台之莅任，我西人闻之，咸欢欣鼓舞。”人们“无不称羡跳舞场之安置得益也。”“中国重视洋务以来，对西方人彬彬有礼。蔡道台深谙西方礼仪，使我们西方人乐于与他接触，他也不强调以中国礼仪来束缚西方人。”

法国记者一句话点出“要义”：“夫以中国大员而设舞会娱宾……故能以西人之所尚，除中国之官气，毅然行之，不以为难。蔡道台敢于破除中国旧习，是一个极有胆识的人。”

蔡均出使过西班牙，当然明白外交官日常交际对国家外交的重要意义。他曾在记述中写道，“西国茶会最称盛会，匪以寻欢乐，实以联情谊也。”“男女赴会，多至千数百人，必盛设音乐，备大跳舞。其能跳舞者竟至天明而止。”蔡均在马德里，既入乡随俗，又将此作为联络对方感情之道，邀者不拒，欣然赴会，觥筹交错。这种识见和做派应属“与时俱进”。但在中国境内办交谊舞，在晚清还算一种新鲜事物。

1867年，苏州人王韬因逃避清廷追捕流亡英伦两年多，后来曾专述他在苏格兰见到的集体舞：“其始也，乍合乍离，忽前忽却……或男招女，或女招男……其合也，抱纤腰，扶香肩，成对分行，布列四方盘旋宛转，行止疾徐，无不各奏其能。”直呼“目眩神摇，恍不觉置身何所。”

1877年，郭嵩焘远赴英伦首任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是开明之士，可他的副使刘锡鸿在参加了白金汉宫举行的各国公使招待会上，则将英国王子与夫人跳舞视为“奇异习俗”。他写道，“世子别与一妇为偶，夫人又别与一男子为偶，夫妇不相偶也。”对舞会装束的描述中又极尽详致，“女子袒露，男则衣襟整齐……男子礼服下袀染成肉色，紧贴腿足，远视之，若裸其下体者然，殊不雅观也。”总之是“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手相贴，紧搂而舞。”由此，刘锡鸿也更坚定了他“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的信念。

中国资格最老的旬刊画报《点石斋画报》曾特别推出“跳舞结亲”专题，开宗明义，“跳舞结亲之礼实为泰西所重”。画报上一对对青年男女同框，“红男绿女，结伴而来……男抱女腰，女搭男肩，彼以跳来，此以舞往，绕屋数匝，力倦而止。”跳舞的主人公们可以力倦而息，画报却并未就此打住，他们十分尽责地追踪报道参加舞会的男女因舞相识而交，最终联姻的美事。双方“时而斟酒对酌，时而杯茗谈心，往来既稔，女心十分爱悦，然后结朱陈为秦晋。”这岂不是晚清的《相约星期六》吗？看似旨在介绍跳舞的功能和实用价值，实际上乃有冲破周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男女双方非媒不知名”的联姻习俗，力促男女当事人通过社交场合自主选择的“野心”，且专题名称就是直截了当的“跳舞结亲”，引发的社会震动是可以想象的。

五方杂处、华洋共治固然带来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但事实上，在举办西式舞会的当口，蔡均面对的是华洋冲突。

上海的四明公所是第一代来沪打拼的宁波人的同乡会所在地，兼具在沪亡故宁波人的停棺之所。但这个地块在法租界，法国人一直耿耿于怀。公董局视为眼中之钉。华洋双方围绕四明公所的争斗延宕三十载，成了积案。就在舞会举办当口，公共租界工部局通过会审公廨宣布，禁止在租界内存放棺柩。公董局随后在该条款上追加。1898年初，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宣布执行禁令。入夏，上海再度爆发鼠疫。7月15日，白藻泰交给蔡均一份照会，告知“明晨即拆义冢（指四明公所）围墙”。7月16日，法国水兵和巡捕军警联手强拆“四明公所”围墙，宁波人激烈抗议，血案于酷夏再度爆发。

最终公所地产得以保留，但法方可在地面上修筑道路，停棺是不可能了。白藻泰趁机提出法租界扩展到八仙桥、浦东和宝山各一部分。蔡均以“上海面积狭小，实难于在租界之外，通融一尺一寸之地。”所以“租界最好维持现状”。这个回复既基于客观事实，又态度坚决，不留商量余地。法租界扩张未能成功。

这时洋人从他们对蔡道台“敢于破除中国旧习，是一个极有胆识的人”的看好变成了厌恶，直接向他的上司提出要求，把他调离上海道。　　

1899年，朝廷抵挡不住公使团的压力，将蔡均撤职。两年后任命他为驻日公使，他又做回了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