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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阿炳们”与杭州城“名女人”:80年乐与路,命还在就要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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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杨书源 2018-10-14 05:45
摘要:是“换饭吃”的活法,也是祖辈传下来的宝贝。

笙、唢呐、二胡、琵琶、大鼓在8位盲艺人手里一字摆开,他们坐在用透明塑料包裹成的简陋舞台上,脚下是凹凸不平的泥地。  

 

“你们唱歌时为什么都仰着头、咧着嘴笑?”记者问这群“没眼人”。  

 

“唱我们心里的歌时就不自觉会这样。”50岁的队长刘红权说,他的眼睛几乎是两条缝,只能看见些许眼白。  

 

在山西省晋中市太行山脉下的左权县,被当地人独独唤作“没眼人”的,正是加入这支曲艺宣传队伍的盲人。老乡们口口相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支活跃在太行山区的特殊情报队;在和平年代,这是一支宣传党的政策的特殊队伍。至今,左权盲人宣传队恰已成立80年。

 

2003年,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在太行山采风时与盲艺人相遇,“作为一个以听音乐为职业的人,我已经很难被音乐打动了。但是,那天,在左权,我居然在音乐中热泪滂沱”。田青将音乐带到北京的舞台,媒体纷至,“没眼人”一举成名。

 

不过,喧嚣过后,生活继续。无论是否热闹,这些盲人依旧将自己的技艺说成是“换饭吃”的活法。正如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朴素,本真,一如既往,发自心底——

 

2014年,盲人们在盲宣队的院子里,自发为一位远在浙江的老人的去世,唱了整整一天一夜。

 

逝者是亚妮的父亲。浙江卫视原当红主持亚妮,如今与盲艺人关系最紧密的身份是电影《没眼人》的导演。今年年底,这部耗时十几年的影片终于将要上映。

 

亚妮说:“片子不能再拖了。因为这些东西如果再不在荧幕上呈现,就会成为历史,成为过去的事情。” 

 


泪眼 

盲艺人在舞台上演出。

实际上,最近几年随着生计问题的解决,盲宣队已经很少在白事上表演。但他们偶有破例之时。

 

农历八月十五之后,太行山脚下的左权县城气温骤降。10月3日,入夜后仅有5、6摄氏度,一场唱思会上,不少演员唱完一首就把羽绒服披上,回屋取暖,但盲宣队在戏台上始终没有挪动过。

 

他们永远是在戏台上坚持最久的,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因为他们若要休息,须由人领着缓慢下台,行动不便。

 

每次盲宣队的集合总要耗时许久。当天约定的出发时间是下午1点半,但还是如意料之中地推迟了半小时——队员们得从县城各处摸索着步行前来。盲宣队所在地是一处由十多间平房组成的院落,白墙上用彩色油漆画着他们曾经走村串乡的场面。  

 

出发前,考虑到接下来近3小时的车程,一行人相约上厕所——如厕也是大事,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去解决,带队的是尚存微弱视力的队员,其他人则一个搭着另一个的肩膀,缓缓向前。

 

在走村串巷的过去,这支繁盛时期多达100多人的队伍怎么集结?队长刘红权说,每年盲人们会约定正月十五后在县里见面,所有人都带上行军包和两个季节交替的装备,一走就是半年。“我们总是一口气从冬天走到春天。一次我身上衣服没带够,但一下子就热起来,袄都被汗水淋透了……” 

 

3日的这场唱思会,是为了纪念一位81岁老人的离世。逝者是刘红权大哥刘红庆的丈母娘。“大哥平日时常惦记盲宣队,我们该去送一送。”刘红权闻讯后,立即打电话通知队员们。除了一位生病的队员,8人全部答应。

 

在村里喜丧常用的小戏台,晚上8点演出开始,不下百人的男女老少已在台下候着,有人坐在彩色塑料凳上,有人索性站着。   

 

其他演员演出时,47岁的王树伟和队里其他几位二胡手,总是不自觉会为他们伴奏。刘红权会的乐器有五六样,一旦场上演唱气氛弱了,他就赶紧抄起一个恰当的乐器伴奏。其实,队员们大多依靠自学学会乐器,水平不一,有人连节拍也没跟上。  

 

3个小时的演出下来,盲乐队是出力最多的艺人,也是最称职的观众。他们守在台上,对其他人的任何表演,脸上总有飞扬的神采附和。

 

演出前,刘红权和队员们商量过曲目。“一定是那种一张口就让人想哭的。”他坚持从盲宣队口中唱出的必是哀曲,才是对逝者的尊重。虽然现今的乡间演出,考虑到观众喜好,会设置轻快的民歌,只是盲宣队不愿唱。   

 

在盲艺人心中,最能传情的,终究还是歌。刘红权唱得最动情的,终究还是那首《一把黄土把娘埋》。“桃花也不再红来,杏花也不再白;一把黄土把娘埋呀,一生算交待……”当晚他唱歌时,声音中仍有压抑不住的哭腔,队员们也在擦拭眼睛。

 

这首歌,他和大哥曾经唱于盲母的坟前。当时,亚妮正在拍摄《没眼人》,逢刘红权的母亲去世,就有了镜头下这番真实的抒怀。 

 

夜越深,天越冷。那么多上台演出的人里头,盲乐队是唯一一群有泪眼的。

  


消逝

 

盲宣队这几年人越来越少,不少人因病离世。而活着的队员,几乎能够记清所有离世人离开那天的日期。  

 

“张林庆是去年农历九月二十患肝癌走的,肉三走得更加早……”盲宣队里众人闲聊时回忆,肉三本名陈兆喜,体重140公斤,乐感极好,人称“肉音器”。送肉三走的那天,刘红权带了一个自己从小玩到大的风车,这是他最宝贝的玩具。“肉三打一出生,就看不见。他总是问我红色究竟是什么样的,我答不上来。”刘红权的那个风车就是红色的。   

 

“我想做一个片子,记录他们的生、爱和死。”浙江卫视当时风头正旺的名主持亚妮十几年前初见他们时,顿时萌生了这样的念头。  

 

电影耗时漫长,中途资金出了问题。亚妮曾经几乎天天和企业家吃饭,可是没有人愿意融“要饭瞎子”的资。她把自己喝茶、香熏的爱好都戒掉了,甚至还为筹钱去了“走穴”的场子。

 

两年前,“浙江卫视最火女主持人突然失踪10年,卖房欠债”,类似标题的网文在微信上广泛传播。亚妮回应过,她不喜欢这样的炒作,她更希望人们走近太行山深处的盲人乐队。

 

“一个名女人跑到深山里10多年不容易,都是为了我们这群人被人知道……”队员们时常这样说。要拍摄了,亚妮常常提前一天打个电话,第二天就来,来了就拍,盲艺人总是心甘情愿把时间腾出来。   

 

有时,亚妮的确因为对这群盲艺人的生活介入太深而被质疑“不专业”。她甚至一度为了盲人们的娶妻问题成为担保人:一旦未来盲人们无法自立养活妻儿,亚妮就会负担起赡养盲艺人家属的工作。看似荒诞的承诺之后,却是原本平行的两种生命轨迹交错在一起时发出的响亮嘶鸣。

 

刚来左权县时,亚妮觉得自己想记录的人太多了。她想把这群人和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二者都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2003年,亚妮在太行山下见过一个500户人家的村庄,他们总是聚在一起做任何大事;这两年她再去这个村庄时,村里仅余2户人家。而盲宣队的命运,在她看来,也正在印证某种消逝。 

 

为了探寻盲宣队的结局,亚妮在电影中为乐队加入变量——两个正在读盲校、喜欢音乐的少年。两个孩子一到寒暑假就来太行山和盲伯伯们朝夕相处。两三年的日子,孩子们已经几乎忽略摄像机的存在,也开始有些痴迷于盲伯伯们所会的那些古老歌曲和乐音。

 

“或许这两位少年会以他们的方式在未来融入到这个队伍中。”亚妮预测。影像和现实,逐渐在这群看不到镜头的人面前再度交融。  

     


传承

 

演出持续两日,盲艺人们少不得要与宾客同吃同住。他们吃饭时喜欢围坐在同一张桌,也方便桌上有视力好的人可以帮忙布菜。这天主动站在桌旁轮番为他们夹菜、报菜名的,是随行的左权县大学生高帆帆。

 

高帆帆的曾祖父是左权盲宣队的第一届成员之一,名叫高生根。高帆帆痴迷于这段家族史,在两年前找到刘红权,希望在节假日来盲宣队帮忙。他未来打算参与盲宣队的传承事业,但他毕竟不是盲人。

 

餐桌上,还有一个白净寡言的年轻男孩。刘红权介绍,这是他从前下村时认的干儿子小张,今年20岁,在太原的盲校学习按摩专业,也是节假日来和他聚聚。  

 

“儿子,降温了,你来的时候记得穿上保暖的裤子。”小张来之前,刘红权特地给他打过电话,细声细语地建议。小张是邻县的,学了几年快板,字正腔圆。刘红权打算请干儿子在演出时说几段。“可有模样哩。”刘红权面露喜色。  

  

刘红权的干儿子其实足有27名。当年走村的时候,村里人若是生养下体弱多病的孩子,多半会为其寻一位干爹,于是姓“陈”“刘”(谐音“成”“留”)的青壮年盲乐队队员就成了村里人最愿意认的干爹。    

 

见到干儿子们来了,刘红权总喜欢把孩子的面部细细摸上一遍,也喜欢拉着他们的手聊天。他总想着,用自己的手来感知孩子们的成长。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刘红权自太原盲校毕业后当按摩师时,收入还算可观,也有机会结婚生子,但他不喜欢那样的生活,决心回到太行山,加入他从小听了无数遍歌的盲宣队。

 

只是,近十来年,这种寻盲艺人当干爹的习俗,逐渐淡了。  

 

刘红权在2006年参加了贫困学生的助学帮扶计划,而他不过是一位主要倚赖低保生存的盲人。“我真的不是最苦的。”刘红权走的村子多了,心里装下的苦难也就多了。他结识了一位先天性失明的盲童,那孩子在母亲改嫁后一直在继父家中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有一天,刘红权在用2毛钱的火腿肠喂猫,这个小男孩怯生生地问:“叔叔,我能不能也吃一根火腿肠?”刘红权簌簌泪下……   

   

尽管如此,刘红权从未想过要让这些孩子成为盲宣队未来的传承人。当记者问起小张的职业打算,会不会留在盲宣队时,刘红权替他一口否认:“他们只是我的干儿子,不是徒弟,我希望他们有一技之长。”

 

“这个队伍太苦了,年轻人没必要按这种方式守下去。”刘红权很坚持。   

 


重拾

盲艺人在演出间隙坐在一桌吃饭。

主人家最终不愿收下盲艺人每人100元的礼金,还硬是把2000多元感谢费塞进刘红权的背包里。酒席上一些耐贮藏的糕点,也在大哥刘红庆的建议下分发给了几位盲艺人。     

 

好像,一切都没有变——盲宣队依旧采用老辈留下的按工分分酬金的制度,并将30%左右的酬劳留给队里那些无力出门演出、生活孤苦无依的老人;他们也依旧如从前那样,只要出门,5分钟就能打完背包,最外层是防脏的尼龙袋材质的遮盖物,往里是防水层,再往里依次是毯子、褥子、被子、枕头。被卷的另一侧,插一把小笤帚,每当展开被子或是卷起铺盖前,摸索着扫一扫。 

 

主唱刘红权唱歌的样子,似乎也没变。2003年被田青发现的他,在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下,在一张破旧的圆桌旁,在六七位围桌而坐的盲人中,端坐着,仿佛一座沉默的山。然而,他一开口,直令人热泪滂沱。

 

刘红权就这样唱上了北京的舞台。从此不再隐没于太行山的他,是后来才知道那场在北京的演奏会名为“活着的阿炳”,才知道那个舞台上是有幕布的,拉开幕布才能开唱。   

 

好像,一切又都变了——盲乐队当年留下的许多规矩如今不再严格执行,比如原先在外演出睡炕时,谁睡在两侧,谁睡在垫子铺得较厚的中间,都有严格安排。  

 

步行,曾是盲宣队出门的唯一方式。他们知道自己行走的是太行山脉,但他们大多数人不知道太行山的模样。“应该是很宽很大没有边际的吧,风刮过耳边,是山里的寒气。”刘红权不喜欢雨天,路上泥泞,每走一步都要把鞋子从泥里用力拔出。而今,以车代步,再没有了往日的那份艰辛。 

 

这支队伍,或许一直在重拾的路上——就在刘红权加入盲宣队的那几年,因为老百姓对流行歌曲的跟风,“审时度势要口饭吃”的盲宣队大幅减少了传统民歌的表演。直到田青向队员们建议,一定要用方言把民歌传唱下去,盲宣队的演出才恢复了底色。

 

亚妮觉得,这群盲人最大的变化在于,“他们逐渐正在变成我们”:有了利益上的计较,也学会了分彼此,明白了得失。这种变化,不能说是“好的”或是“坏的”。 

 

而在刘红权看来,这种“变”无疑是重拾自尊的过程。“在2003年去北京之前,我们一直以为自己的歌就只是一个换饭吃的东西,后来才明白,我们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歌是宝贝。”刘红权说,从北京回来以后,总觉得村里人更乐意听他们唱歌了,那些走村时没有安排表演的村庄都重新邀请他们唱歌。  

 

亚妮为电影设置了一个虚构的结尾:这群盲艺人作为非遗传承人进入北京的音乐厅,他们听说,如果能在大型比赛中胜出,就会进入“殿堂”,他们错听成了“天堂”,直到比赛结束,这群盲艺人还一直追问:我们有没有到天堂?  

 

而在现实中,老人出殡的那个下午,盲艺人登上了送行的最后一个“舞台”——在石头砌成的老戏台下面,金灿灿的玉米堆前头,他们一字排开……

 

盲乐队里的人都知道,人还在,命还在,就要继续唱下去,这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活法”。

栏目主编:林环 文字编辑:林环 题图来源:杨书源 摄 图片编辑:雍凯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题图说明:盲艺人相互搀扶走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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