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高中毕业、16岁本科毕业、18岁硕士毕业、21岁博士毕业，这是袁鸿林在15年前宣称开展“在家上学”教育实验时，为女儿袁小逸规划的人生路线。今年9月，19岁的袁小逸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不出意外，11月能拿到浙江大学英语文学专业自考本科文凭。    
   

虽说和原计划相比延期了好几年，但袁鸿林毫不怀疑这场实验的成功。“她通过在家上学的方式，完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本科的学习，在国际上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他向记者强调。      
   

这位被不少媒体称作中国“现代私塾第一人”的父亲，祖籍浙江海盐、生长于上海，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硕，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后下海经商。2003年，他放弃工作，携妻女回到海盐，开始全职教育长女袁小逸，并面向社会招生。根据他的“袁小逸模式”，每个正常孩子的基础教育都可在4-14岁完成，然后就可上大学。   
   

“在家上学”并非新鲜事物。除了近年在各地悄然兴起的类似机构，更为人熟知的案例当属作家郑渊洁带儿子郑亚旗在家上学，以及哈尔滨女孩辛蕴甜在父母教授下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课程，通过高考进入黑龙江大学。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2017年2月，教育部发布通知，强调“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义务教育”。作为国内“在家上学”的先行者，袁鸿林这些年一直带着全家“打游击”，从海盐辗转嘉兴市区、绍兴、义乌、深圳，直至去年安家厦门，在一座靠海的幽静小区租下一套双层公寓，带着10余个孩子学习、生活。    
   

“我这样做，并不是要挑战学校教育，只希望成为主流体制的一种有益补充。”袁鸿林坚持，“为什么非得让所有孩子在同一条流水线上？”他认为“文凭是摆设”，但女儿今后想出国深造，学历又是门槛。他承认，“在家上学”终究不可能与现行教育体制完全隔绝。

“实验失败了怎么办”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袁鸿林的做法。就在最近某媒体对袁家父女的采访下方，网友在评论区吵得厉害。有人夸孩子小小年纪谈吐不凡；也有人替女孩惋惜，直言她是父亲实验的牺牲品。
   

“我觉得她很好，我挺满意的。”袁鸿林这样评价自己的教育成果。回顾袁小逸的成长轨迹，他如数家珍——

袁小逸不到4岁被从幼儿园接回，在家学习英语、日语、法语、小提琴；5岁熟读《千字文》、流利背诵《新概念英语》，是报纸上的“神童”；6岁起在个人博客发表文章；7岁能教英语，曾通过网络视频独立教一位嘉兴初中生的英语达半年；到了9岁，她能写出具一定深度的学术性札记，《<木兰诗>中的雄兔与雌兔》一文被教育期刊的编辑拿去发表；10岁，在出版社邀请下，她撰写15万字的个人传记《私塾女孩袁小逸》。

自12岁起，袁鸿林不再为袁小逸授课，“因为该教的都教了”。他让孩子准备自考。两年前，袁小逸拿到大专文凭。而与她同龄的大多数人，才刚迈入大学校园。

其实，和大多数父母一样，袁鸿林夫妇起初也把女儿送到幼儿园，但每次都遭到女儿的强烈抵抗。“当时年纪小，反而更容易遵从内心。”袁小逸说，自己从小就对控制和约束特别敏感。    

早在2000年，袁鸿林就听说国外有种“在家上学”的教育模式，单纯觉得新奇，而女儿的问题让他开始思考如何付诸实践。他开办了名叫“哈利快乐英语角”的小型培训班，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家长带孩子找上门。在袁小逸的记忆里，那段日子里她充实且快乐，但每晚到她家补习的在校生们则苦兮兮地做作业，“比如把一个字写一百遍，或是一些简单运算，太无聊了”。

到了7岁，父亲再次准备将小逸送到学校，她再次拒绝。

实际上，袁小逸自己曾在家校之间徘徊过两次。
   

第一次是9岁那年，在一位记者的“激将法”之下，她答应去嘉兴清河中学初二插班体验。一次作业中，她模仿《陋室铭》作了《现代私塾铭》：“之乎者也，A、B、C、D。声光化电，子曰诗云。虫草人猿，天南地北。无考试之乱心，无作业之烦恼。有家庭之温馨，有书籍之幽香，更有嬉戏之乐趣……”一学期后，她受不了繁重的作业和考试，选择回家。

第二次是16岁，袁小逸准备自考心理学期间，申请进入诸暨海亮中学读高一，声称的理由是“研究人在应试教育的巅峰状态下的心理状态”。袁鸿林并未阻挠。袁小逸的成绩一路上升，入学时仅40多名，首次月考时20多名，期中考跻身前10名（全班共50人）。但高一结束，她就离开了，因为“虽然每天都很忙，但精神上很空虚”。

或许最有资格评判实验效果的，还是袁小逸本人。她曾被人问过无数次——“实验失败了怎么办？”孩童时的她，一度担心可能会像实验室的小白鼠一样死去；现在，这个19岁的女生有些不服气：“的确，实验会有成功和失败，但我是个活生生的人，人生哪有什么成功或失败？什么叫失败还没人定义过呢。” 

袁鸿林正在给孩子们上古文课，学习欧阳修的《秋声赋》。

“8点上课和8点5分上课有什么区别”

袁鸿林经常被骂是“疯子”。他坦言，培养袁小逸的过程压力不小，直到用同样方法教小女儿袁小寅时，才进入更为自在的境界。

记者到访当天是早晨8点多，9岁的袁小寅正带着几个孩子围坐在阳台桌边朗读《新概念英语》课文，其中最小的只有5岁。袁鸿林坐在一旁翘着腿，喝着菊花茶，偶尔指导几句发音。见有人来，大家没了心思读书，他干脆下课：“好了，先去玩吧！”

抱起滑板冲进花园前，袁小寅不忘“下达命令”：“Daddy，在记者面前一不许翘腿、二不许抽烟、三要坐正！懂吗？”望着小女儿奔跑的背影，袁鸿林感叹：“你看，我们的孩子多健康、开心。”

在鸿林学苑，孩子有充分的时间玩耍、发呆、抠鼻子。上课和下课时间很难区分，粗略估算下来，平均每天可以玩三四个小时。“要让他们学会自己安排，培养独立人格。”袁鸿林觉得，偶尔多玩几分钟没问题，他会从整体把控教学进度。

这里没有“纪律”一说，对外公开的课程表是某位家长非让袁鸿林拟的，从未严格执行。“8点上课和8点5分上课有什么区别？”袁鸿林认为，课上可以喝水、上厕所、自由发言，只要不干扰到他人。

孩子大多在5岁至10岁之间。还有两个约13岁的大孩子，皆因与班主任不和而休学来此。袁鸿林将班级大致分成3个等级，实行混龄教育，但分班依据并非年龄，而是学识水平。5岁的陈晨（化名）今年5月被父母从河南送来，袁鸿林认为其早慧，把他放到大班，而几个一年级在读的7岁孩子还在小班打基础。

袁鸿林是个性化超前教育的推崇者。他自信自己的学生超越同龄在校生三五年很正常。“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他打了个比方说，“学校是大锅饭，我们是小食堂，是高端教育。”
   

他从不认为女儿是“神童”，“只要智力没有障碍，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像她一样”。他说，他带过天赋更优的孩子，因为没能坚持，回归学校后被同质化，“变成了平庸的人”。

他主张像带研究生一样教孩子。最近，他开设一门新课《聊聊美国》，参考的是历史学家资中筠所著的《20世纪的美国》。

他的教学完全是跳跃式的，甚至先从难的教起，比如先教乘除再教加减。“教了这个跳到那个，中间的那段让孩子摸索。这就是自主学习和学科建构的能力。”他这样解释“悟性”。总有孩子理解不了或者忘记的时候，袁鸿林并不担心。他不要求孩子一次性掌握。    
   

即使是袁小逸准备自考的阶段，袁鸿林也禁止她上任何辅导班，为的就是锻炼她建构学科知识框架的本领。袁鸿林认同自考模式，认为靠自学拿文凭比全日制学校教育更有含金量。30多门课程，袁小逸全凭自学通过。起初对考试颇为反感的她，而今把考试当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袁小逸眼里，父亲是个狡猾的心理操纵高手，自己从小到大就这样理所当然地学习难的东西。“如果你天天带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爬山，虽然他很累，但也觉得正常，再走平路就会觉得太容易了。”袁小逸挺享受博弈的感觉，“在我们家，课堂就是战场，就像是沙盘游戏，需要运用智慧，不完全是学习书本。”

“如果老师只是按考试重点教，我拿本记，那也太无聊了。”袁小逸说，“我们和老师的关系是平等的，我觉得这是在家上学的孩子能得到的最大好处。”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教育”

在绍兴的时候，鸿林学苑的学生人数曾多达几百人，后来在一次次迁徙中逐渐流失。如今，袁鸿林随时做好被驱赶的准备。“但这不会改变我们任何。”他很坚定。    
   

起初，袁鸿林曾尝试在海盐的工商局注册“文化个体户”，但工作人员没听说过，建议他挂靠某单位，他拒绝。注册失败。在义乌，他因“私自接收全日制学生”被开罚单。到了绍兴，教育部门又找上门，要求搬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课题组的调研结果显示，截至2016年2月，在中国密切关注并有意尝试“在家上学”的规模约5万人，真正实践的有6000人左右。    
   

鸿林学苑从不缺孩子，将孩子送来的家长中不乏教师，比如陈艳（化名）。她原在河南某公立学校教书，后创办英语培训机构。她想真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直接教各种拿分技巧，但家长们迫切的提分要求容不得她“浪费时间”。

她的大儿子现在上初二，是重点班前几名，但每天5点半起床，晚上9点多下课，每天都说“我好累，我想睡觉”。她不希望小儿子再走应试的路，开始在家教孩子。可单单不让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已让周围所有人觉得她是异类，陈艳解释了无数遍：孩子没去幼儿园，但所受教育绝不比幼儿园差，语言、体能、情商、自理能力，哪样都不缺。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教育，我们只能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方式，但这也远远好过死板的教育。”她说。

刘一梓的父亲刘莽则希望儿子尽量走完“袁小逸模式”。孩子在校成绩不错，和老师、同学相处融洽，但自从升入四年级几乎每晚写作业到12点，这与刘莽理想的教育方式相违背。经过申请，学校允许刘一梓离校学习，但学籍必须保留，到了期中期末回校考试。
   

刘莽打算让孩子学到高考前。他觉得自考不错，但大学生活更值得体验。然而，不接受体制教育的儿子能否在高考中发挥出色？刘莽答：“看孩子造化吧。”他对儿子没有太多要求，“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养家糊口就够了”。

到鸿林书苑的孩子们，一到学龄便陆续退出。到目前为止，走完“袁小逸模式”的，只有袁小逸一人。
   

和父亲完全否定体制内教育不同，袁小逸的态度平和许多：去还是不去学校，都是个人选择，没有高下之分。

两个月前，袁小逸离开厦门，到杭州与人合租，一边准备毕业答辩，一边投简历找实习。她被面试多次，有人事主管不停询问关于学历的问题：你高中读的是不是重点？你为什么会去自考？是不是犯过什么事？  

“我觉得挺有意思，倒也不会放在心上，因为我内心足够强大。社会上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我不能去改变。”她说。

凭借父亲的人脉资源，袁小逸本可以去更好的公司，但她自己找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律师事务所，月薪4000元，房租占了近一半，好在她除了吃饭、买书，花销不多。她虽比倒数第二小的实习生还小4岁，但老板已把财务交给她打理，并承诺她拿到毕业证就可留用。

对于未来，她想得很清楚：边工作边考司考证书，然后考法律硕士，攒够钱再出国深造。她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就算考研笔试过了，可能复试时遇到一个985大学的“牛人”，结果自己“凉了”。

“凉了就凉了，我不会因此否定自我。”袁小逸说，“一定要进某个学校证明自我吗？或许有必要，但没强烈到撼动我内心真正堡垒的地步。”她认为，现在的自己更需要平常心。

“不是所有在家上学的孩子都像我这么‘社会’”　

陈艳打算让小儿子在鸿林学苑再学一年，明年就去国际学校，采取半天在学校、半天在家的教育方式。

为何要去学校？她的理由有二：一是松散教育只适合低龄孩子，之后必须加入人文、科学等严格学科训练，特别是打算参加高考的；二是孩子长大后需要年纪相仿的朋友，家庭无能为力。

“在家上学”始现于欧美时，孩子的社会化问题就是最大的争议焦点。不少学者认为，在家上学的特点是个性化，也意味着集体生活的缺失，难以培养合作意识、团队精神。

袁鸿林不以为然：“没有学校之前，中国人难道都没有社会性？关键还看家长怎么做。一个健全的家庭，肯定会跟亲戚朋友邻居有交流，不可能与外界隔绝。反倒是现在学校的孩子都是家庭、学校、培训机构，三点一线，有什么社会性？”
   

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依然是袁小逸本人。

“我肯定不缺乏社会性，甚至有点过头了。不是所有在家上学的孩子都像我这么‘社会’。”曾接受采访不下百次的袁小逸笑言。她12岁就独自从浙江乘飞机赴昆明替父亲参加研讨会；16岁经济独立，收入包括出书稿费及父亲支付的上课工资。她的身上有和年纪不相符合的成熟。用袁鸿林的话说，“和她聊天，你会感觉到30岁人才有的老练”。
   

然而，袁小逸承认一度很孤独。等父亲招收的学生们一个个回归校园，她身边再也找不到有相似经历和想法的人。

13岁时，袁小逸有些阴沉、焦虑，喜欢成天泡图书馆：“我之所以每天能抱着哲学家的大部头看得津津有味，不是所有都可以看懂，但确实有的地方能找到共鸣。”她欣赏法国思想家福柯，本科毕业论文就运用了他的权力话语理论。

16岁时，她想出“曲线救国”的办法——为了交友，再度回校。

进入集体生活的袁小逸很快发现自己不大一样，比如每天早上会有人宣读某寝室因为什么原因扣了几分，接着班主任就批评谁。袁小逸觉得荒谬，公开指出。类似交锋多次后，老师找她谈心，说她“太过耿直，会让人下不来台”。后来，她也学会了“装乖”。

她的兴趣点和同学们也不大一样。周围人在讨论狼人杀游戏和TFBOYS组合，她读的是获茅盾文学奖的《穆斯林的葬礼》。“那些东西也挺有趣，但对我来说只是浅层的快乐。”她说。尽管被认为是个怪人，但她是英语课代表，作业常被同学借鉴，所以人缘不错。直到现在，她和当时的舍友也经常联系。

除了高中同学，袁小逸的朋友大多比她年长三五岁甚至几十岁。在她眼中，在学校长大的同龄人都很单纯，“单纯到可爱的地步”。

回顾成长之路，袁小逸笑言有个遗憾——没有体验过早恋。不过她觉得正常，很多问题上，她找不到像父亲那样的对手，更谈不上共鸣。她坦言，父亲一直是她希望赶超的目标。她痴迷心理学，一是为了分析自己，二是为了分析父亲。这让袁鸿林有些发愁：“有人问我，你想过没有，她以后找男朋友怎么办？”

虽暂不考虑个人问题，但对于理想中的另一半，袁小逸不是没有过想象：“单纯、开心、傻傻的、会做饭”就可以，灵魂契合则更好，“如果找60多岁的老教授寻找共鸣，那也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