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金东寒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委主任 寿子琪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上海迈向未来的核心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创新发展理念首要的是创新。要抓住时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

身处“宝塔尖”，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如何走好先手棋？

首先要解决动力问题

记者：习总书记在上海团小组审议时对上海提出要求，要着力加快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这也是上海市委去年的“一号课题”，这一年来，上海在科创方面迈出了怎样的步伐。

寿子琪：从总书记在上海“点题”到去年5月出台科创“22条”意见“破题”，上海一直快马加鞭，半年多时间里出台了9个配套政策，表明上海科创中心的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都已经明确。从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到上海各高校、科研院所，再到大量的众创空间，科创中心布局形成金字塔结构，人才政策、成果转化细则都已有提纲挈领，现在关键是要抓落实，将这些政策落地。

记者：您觉得当前的短板在哪里？

寿子琪：最主要的短板在“科技成果转化”，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今年的突破口是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也是我们调研下来最大的“短板”。而科技成果转化，首现要解决动力问题、方向性问题和顾虑问题，其实就是改革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

金东寒：其实就是动力的问题。创新动力不足，和考核体系有很大的关系。从企业方面说，企业的创新主体意识还有待加强，在与高校合作时，企业老板对教授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希望教授的成果马上就能够批量生产。这说明，他们更关注当期的业绩，而忽视远期才能产生效益、并且具有一定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

高校的考核体系也有问题。目前，高校职称评定主要与SCI论文数量和获奖有关，导致教授更注重论文数量，甚至出现将一个实验分拆成几篇论文的极端现象；而且每年都考核，考核的频度太高，导致教授追求短平快的项目，而不愿意涉足需要几年才能出成果的更加有意义的项目。

创新动力机制要落到细微处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这将有助于解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动力不足问题。

那么，在实施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中，怎么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创新？

金东寒：国外最好的人才在企业。这些企业会做科学家的事，加入投入做基础研究，会有长远的战略布局，他们会考虑五年、十年之后卖什么产品，是一种有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

我曾和国外创新公司交流，如果技术骨干走了以后，他承接的项目怎么办？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这个人走了，这个项目就做不下去，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而对方对我说，在他们那里，很多人会很高兴，这意味着有机会了。因为一个人的离开，丝毫不会影响这个项目的进程。无论谁接手，都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支撑你。而这个平台是开放的、不断积累的，所有更新的东西都放进去，每一步都做得非常详细，把技术人员脑子里的东西显性化，具备一定素质的人培训两个礼拜都可以胜任。这个东西是竞争力的保证，任何人走都不拍，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而这在中国太缺乏了。我们企业常做的事是挖人，买现成的成果。他们愿意不惜代价、甚至不讲规则挖人，而不愿意培养和积累自己的原创研发平台。这个差异，和我们的观念相关，和我们的考核相关。我们过去的考核体系都是唯ＧＤＰ论，企业重视当下的利润，很少考虑未来五年的方向。而很多科研投入，很可能头五年都不会有成果，也许第六年开始有回报，于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种树，只想摘果。你们有什么成果，我们买就行。

记者：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该如何来解决？

金东寒：我注意到，上海公布的加快科创中心建设的22条意见中明确了这一措施，即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创新工作的专项考核，在这样的考评体系下，就会激励人的创造力，相比之前的保守选择，他可能会向，那我就冒冒险把钱投入到创新研究中，没准会弄出一个成果。

另外，我建议在一些大中型国企设立首席技术官（CTO）岗位，由其负责技术创新战略和技术发展中长期规划，研发团队建设与管理，研发平台建设；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与高校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等，这与我们国企通常设置的总工程师完全不同，这不是一个技术岗位，而是管理岗位；而且，他的职责都是战略性的。该岗位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由GE和AT&T这样的大公司率先设置的。

寿子琪：现在激励比例已经定了、科技成果处置权下放问题也定了，但大家还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怎么定价，谁来定，什么叫净收入，通过什么程序来做才算合规合法，都是现实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尤其涉及到国有单位，收益权处置也是部分国有资产的再分配，这里面就会有很多顾虑，分得不好就有问题。而且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企业和事业双轨制的情况下，怎么鼓励成果流动？这些都是很细微的事情，但微观问题不解决，成果转化就没法打通“最后一公里”。

创新要有容错及免责机制

记者：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具体该如何着手？    

寿子琪：要建立信息对称和公开共享机制。科技的东西，跟种菜不一样，一领域的科研成果用在其他领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典型的就如苹果公司，它本身没有很多原创，但将其他技术移花接木产生了效果。这就需要专业机构、专业眼光去做这件事。实现了信息对称、知识叠加，就会出现新的成果，这叫知识的“移花接木”。

目前的状况是科研成果和社会之间信息不对称，我们对国内许多研究机构说，你把成果理一理先拿出来，你想推广的方向推不出去，说不定可以在其他方向派上用处。

记者：除了加大信息沟通，在具体实施中，应该营造什么样的环境？

寿子琪：创新就要宽容失败，要有容错纠错以及免责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虽然我们的意见里已有这样的条款，但真正做事的人，还是会有顾虑。我们觉得，应该有个大致的程序，如果按照这个程序去做，以后就不要追责。比如定价问题，是贵了还是便宜了真的很难说。一项成果给甲或者给乙，价格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过去盛知华做过一个成果转化案例，转让方觉得几百万就很好了，结果卖了几千万。但也有可能你投入了100万研究出来的成果，受让方只愿意出50万，因为他后期开发也是承担风险的。这种情况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呢？一定要有细则规定那些情形可以免责。

我一直有个观点，科技成果这东西是块“棒冰”不是块“金砖”，金砖抱在手上会增值，棒冰放在手上要化掉的，你要不想棒冰化掉，还要花成本放在“冰箱”里，就像我们要进行专利保护。所以，科技成果不能当作实物资产来看待，不要在乎一时的便宜了、贵了，能出去用了就是最好的。

金东寒：宽松环境的营造，首先是观念。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徳莱文曾说过，“如果学生掌握了专业技能，那将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我觉得大家对这句话有点儿误解。的确，大学应该培养有情怀的人，但也要培养实践者、创业者、工程师，培养有一定技能的人。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在工程师的培养上和世界差距很大，每个行业都缺一流的工程师。中国很多东西都造的出来，但同样的东西，我们缺乏顶尖高端的东西，就是缺乏以运用为方向的科技研究。比如GE公司，不合格品的比例是是百万分之3.4，我们的不合格率是百分之一。这是什么样的差距。所以，我们不仅要学耶鲁，也要向斯坦福学习，学习他如何把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使企业持续地提升技术水平，帮助企业开发出高端产品，实现校企双赢。

（摄影：张春海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