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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访】张浚生的最后访谈:此生牵挂是浙大(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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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8-09-15 06:30
摘要:这是张浚生去世前两个月的一次深入访谈,也很可能是这位老者接受的最后一次媒体专访。今天是2018年9月15日,是新浙江大学成立20周年的日子,我整理发表此文,向这位和蔼博学、担当睿智的长者致敬!

这是一篇迟到的访谈。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去年底和张浚生的一个约定。

 

访谈本身正当其时。2017年12月的一天上午,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81岁的张浚生一见到我,便笑着伸手相握道:“你发来的那20个问题,我做功课累得半死。”

 

我说,明年就是新的浙江大学成立20周年,有很多问题想问您,这20个问题只是其中一部分。张浚生摆手笑笑说,那看来一上午是谈不完了。那天,张浚生坐在椅子上侃侃而谈,记忆力更是惊人,几十年前的人名地名随口道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这位老浙大人的人生履历相当丰富,而最高光的时段分别在香港和杭州。香港回归前的十多年,他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工作极为忙碌。为了多跟香港民众接触,他经常一天要参加五六项活动,被人按当时香港知名教授张五常的谐音,戏称他为“张五场”。

 

香港回归后,已经62岁的张浚生本可告老,但经中央和教育部领导反复动员,他决定出马背水一战,完成此生最后一件大事:主持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的“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这四所大学虽本是同根同源,但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已经分离46年,要合并重组谈何容易。难怪一位老友得知此事,当面问他:“这么难的事你也敢接?”

 

那天聊到午后,张浚生邀我一起午饭,说在饭桌上继续话题。他的办公室靠近玉泉校区东门,吃饭是在南门附近的逸夫楼。这段路一般步行需要七八分钟,谈话时精神十足的张浚生,此时却步履维艰,走上五六步就要停一停,到后来更要双手叉腰深呼吸几次,才能继续缓缓迈步。他的助手跟我说,张老师大病初愈,还在恢复阶段。

 

一路走了20多分钟,遇到几位熟人,都叫一声“张老师”或“老张书记”,透着尊敬与亲切。张浚生也微笑点头,或聊上一两句。采访结束时,我说因为新浙大成立的正日子是在明年9月,所以这篇访谈要过一段时间再发。张老师笑笑说没问题,同时还在跟逸夫楼的服务员点头致谢。然而,两个月之后的2018年2月19日下午消息传来,张浚生因病在杭州逝世。

 

今天是2018年9月15日,是新浙江大学成立20周年的日子,我整理发表此文,向这位和蔼博学、担当睿智的长者致敬!这篇访谈中,他极为坦诚地聊到了他人生的每个阶段,但重点显然是浙江大学。我想,作为他人生起点与归宿的浙江大学,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牵挂吧。

张浚生档案
1936年7月生于福建长汀,195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光学机械仪器专业,先后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杭州市委副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1998年3月,任浙江“四校合并”筹建小组组长,其后任新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18年2月19日,在杭州病逝。


初到浙大:“吃饭上课都在草棚里,当时心里很难受,一度想回家第二年再考个好学校。”


高渊:很多人都说,你这一生与浙江大学有着不解之缘。1954年参加高考时,浙大是你的首选吗?

 

张浚生:我是客家人,从小居住在福建长汀。那里虽然文化还算发达,但毕竟地处偏远,各方面信息还是比较闭塞。高考时,我和同学们都只知道几所著名大学,比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浙大等。

 

我的中学老师都对浙大很推崇,还有一位高我两届的同学在浙大读书,他给我们寄了很多浙大的资料,校园里柳树成荫、小桥流水,挺漂亮的。不过,还有一所比较特别的大学,就是哈工大。当时大家都仰慕苏联,一直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哈工大的苏联专家特别集中,几乎每个系每个专业都有,让我很向往。

 

高渊:你的大学志愿是怎么填的?

 

张浚生:高考前,我就读的长汀中学有考前志愿指导,毕业班的任课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提供填报文理科的建议。讨论我的情况时,老师们说我文理都行,想考什么就考什么。

 

我当时的想法是,把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志愿方向,当时国家建设需要工程师,所以我就想当工程师。那时候是先选专业大类,再选学校,我是先选了工科,第一志愿是哈工大,第二志愿是浙大。

 

高渊:后来没考上哈工大?

 

张浚生:临考试前,上面突然来通知说,今年哈工大不在福建招生,那时再改志愿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浙大就成了我的第一志愿。

 

当时的规定是,我们福建、浙江等华东地区的考生录取名单,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因为《解放日报》是中共华东局的机关报。我有个很要好的同学,他的伯父家在上海,就提前写信去,请他们帮忙看一下发布录取名单那天的《解放日报》,这样就能当天知道。我记得那天上海发来电报,只有三个字:浚浙大。

 

高渊:初到浙大,印象怎么样?

 

张浚生:非常失望,感觉受骗上当了。

 

浙大的玉泉校区是1953年7月开始建造的,老校址原来在杭州城东,占地大概400亩,四周都是民居,难以扩展。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就一直在考虑另建新校舍,后来就选了黄龙洞以西的玉泉新校址,占地2300多亩。

 

我们入学时,学校刚刚搬过来,那里是一片工地,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校园里只有宿舍楼,教学楼还在建,食堂也没有,吃饭上课都在草棚里。当时心里很难受,一度想回家第二年再考个好学校。可再一想,自己是学生干部,考上大学怎么还能逃回去?再说明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而且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允许,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


多事之秋:“我的大女儿是1960年生的,一直到她两个多月了,我才见到她第一面。”


 
高渊:校园只是第一印象,当时对浙大教学科研等总体印象如何?

 

张浚生: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浙大从原来全国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学,只保留了电机、机械、土木和化工四个系,一个系一年大概招收400名新生。

 

其实,浙大当年有个美称,叫做“东方剑桥”。按照胡适的说法,浙大是中国最好的五所或四所大学之一。如果讲五所的话,就是北大、清华、浙大、武汉大学和中央大学;讲四所的话,就是西南联大、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因为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曾合并为西南联大。

 

其实,老浙大最强的是理科和文科,院系调整之后,文理都转出去了。理科很大部分转到了复旦大学,其中包括苏步青、卢鹤绂等大学者。可以说,复旦理科的底子大部分来自浙大。部分系科并入省外兄弟院校后,留在杭州的院系拆分成了四所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

 

当时,整个浙大只剩了2个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也不多。但我对自己学的这个专业很自豪,因为当时全国只有浙大有光学机械仪器专业,后来还聘请了一位苏联专家。我在浙大学习4年,对学校的感情是慢慢培养起来的。

 

高渊:1958年,你从浙大本科毕业,是什么原因能留校?

 

张浚生: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全国唯一的,师资力量比较弱,而且我们原来的教研室主任,因为国家研究原子弹的需要,调到清华去了。我在大学时就入了党,所以就被留校当老师了,我们那届留了三个人。

 

我先从教研室秘书做起,上一门“光学玻璃工艺学”的课。那时候正碰上“大跃进”,强调教研、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的实验室都改成工厂了,我们系里的光学玻璃实验室,就改成光学车间,要我担任车间主任。实际上这个车间就是两个实验员、两个工人,再加上我跟另外一位老师做管理。

 

高渊:你后来在浙大就一直是教学和行政兼顾吗?

 

张浚生:后来还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叫“双肩挑”。我当助教的时候,还编了我们国家第一本光谱仪器学的教材。很多年以后,有一次到上海出差,在上海图书馆看图书目录时,看到有一本《光谱仪器学》,调出来一看果然是我编的,油印的讲义,上图应该现在还保存着。

 

那个年代最大的特点就是运动多,教师学生经常要下乡、下厂,我这个兼职支部书记当然要参加。我一般是第一学期上课,第二学期出差在外。我的大女儿是1960年生的,一直到她两个多月了,我才见到她第一面。

 

高渊:“文革”结束后,你很快进入了浙大的校级领导层?

 

张浚生:在“文革”期间,我因为是专业科研人员,多少还是干了一些正事。比如说为葛洲坝、杭州钢铁厂、丽水工农药厂等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文革”结束后,当时一些老干部要恢复工作,我们系原来的总支部书记复出时,向上级党委要求我来配合他工作。但他很快就调到省里去了,1977年,我就担任了系的党总支书记。到了1978年,我被任命为浙大党委常委。

 

那时候,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说要特别注意从40岁左右的人中选拔干部。这几项我都符合,而且还有20年党龄,在“文革”中也表现不错,不是“三种人”,所以就进入了后备干部名单。1981年被送到中央党校,参加为期一年的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那一期142人,后来出了好几位中央领导。

2002年10月14日,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右)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赠送肖像画。  视觉中国


投笔从政:“我这一辈子做的每一项工作,没有一项是我自己挑的,都是组织上决定我干的。”


高渊:你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就离开浙大到地方工作了?

 

张俊生:我去党校前,就担任浙大党委副书记了,我在学习时,还一直想着,回到学校继续当好党委副书记,同时专业也不能放掉,要教课还要做翻译。1982年下半年刚从中央党校回来,就有领导来找我,原来是要安排到省里工作,但在讨论时有不同意见,杭州市委提出来,希望调我到市里工作。1983年,我担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后来兼任政法委书记。

 

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做的每一项工作,没有一项是我自己挑的,都是组织上决定我干的。不管是留校当教师,当系总支书记,当学校的党委常委,当党委副书记,再到杭州市委当副书记,后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最后又回到浙大,这些全部是组织上决定的。但只要组织上定了,我就坚决服从,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党培养起来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

 

高渊:对你来说,当政法委书记是否跨度有点大?

 

张俊生:我是1983年底兼任杭州市政法委书记的,我要求秘书在我每天早上上班时,桌上放好两样东西,一是当天的《公安简报》,我要了解杭州每天的治安情况,二是《杭州日报》,当时的报纸还是很能反映社会民情的。

 

我当政法委书记,主要是做好四件事。一是“严打”,二是公检法司需要协调的时候,我代表市委出面,三是政法系统自身的纪律,四是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的工作安置。

 

高渊:为什么这么关注“两劳”释放人员的安置?

 

张俊生:因为被判劳改劳教的,其实大多数都是一些小偷小摸的小流氓,那时候工厂商店等等都是国营的,很少有单位愿意收“两劳”释放人员。这些人放出来后却没有地方去,那就只能在社会上流浪,就很可能重操旧业。

 

要知道,大凡“二进宫”的人就很难改了,他反正破罐破摔,而且在里面很容易互相感染。所以对“两劳”释放人员,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们流浪在社会上,而这不能只靠司法局,必须由市委出面,这也是对社会负责。

 

除了这四件事,具体案件怎么判是法院的事,具体的人要不要抓是公安局的事,我是从不表态的。这不仅因为我不是学法律出身,就算我是学法律的,也不能去干预公检法的工作。

 

高渊:听说调你去香港工作很突然?

 

张浚生:那是1984年10月底,我到杭州市委工作才一年多。有一天吃过晚饭,市委书记厉德馨把市委几位负责人留了下来,他说中央组织部要调张浚生同志去香港,负责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宣传工作。

 

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因为我在杭州工作很顺手也很愉快,怎么突然调我去香港呢?我就去找了省委书记王芳,他说不是省委安排你去的,是中组部指名调的,去香港挺锻炼人。他还说,省委已经和中组部商量了,只借调两年,相等于让你去香港“留学”两年。省委书记都这么说,我就没有其他话好说了。

 

高渊:但这一去,远不止两年吧?

 

张浚生:我从1985年11月开始办手续,第二年7月份到香港,整整工作了13年。

 

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刚刚签署,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时期,需要大量年纪比较轻、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干部。我到了之后,先当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半年后担任部长。

 

我到香港工作快两年时,王芳同志调任公安部长,他走之前不负前言,向中央打报告想把我要回来,但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同时打了报告,希望我留在香港工作。到了1987年六七月份,中央下达文件,我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我就留在香港了。

 

高渊:在香港回归前那几年,你的知名度挺高的。

 

张浚生:那是因为我后来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发言人,经常跟媒体打交道。我们在香港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团结香港各界人士,让香港民众了解我们。所以我们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抓住一切机会跟香港市民接触,经常每天有五六场活动。当时香港大学有个知名教授张五常,有些朋友笑称我是“张五场”。

 

那些年,我在香港结交了很多朋友,也经历了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感慨万千。应该说,我有幸参与了香港回归最后阶段的工作,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段经历让我深感骄傲,也终生难忘。


背水一战:“四所大学分开40多年了,合并肯定难。但我反正到了这个年纪,最后能干一件事情也挺好。”


高渊:1997年香港回归时,你已经62岁了,请你出马负责“四校合并”工作是谁的主意?

 

张浚生: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有呼声恢复老浙大,竺可桢老校长后来去中科院担任副院长了,他也提出,至少应该把浙大和杭大先合并。1992年开始,全国有不少大学进行了合并,包括四川大学、扬州大学、同济大学等。在1996年的全国两会上,两位浙大老校友在浙江代表团分组讨论时,又提出这个话题。当时,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在场,他听了之后觉得很好,后来他全力促成“四校合并”。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三四十年代曾在老浙大执教的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等老科学家,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四校合并”。中央也下了决心,但由谁来主持操办这件事,却迟迟定不下来。

 

1997年7月,曾任浙大校长的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随同李岚清副总理出访,他们聊起浙江“四校合并”的事,李副总理说合并已经定了,但还没找到操办的人。路甬祥就推荐了我,说香港已经回归,张浚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是否可以让他回来。李副总理以前出访经常经过香港,也认识我,马上说,这是个合适的人选。

 

高渊:你当时想接吗?

 

张浚生: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虽然当过浙大党委副书记,对浙大有感情,而且从心底支持“四校合并”,但这四所大学毕竟分开40多年了,合并涉及到几万人,还有各方面的利益,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所以一开始,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

 

后来,中组部和教育部的领导几次找我谈话,一直到1998年2月,我到北京开会,半夜才到的,但教育部陈至立部长和周远清副部长还在等我,陈至立让我最后表个态,我叹了口气说,那我就背水一战了。

 

后来一些老领导老朋友听说了,好几位都说:这事太难了,你竟然敢接!

 

高渊:接下这么棘手的工作,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张浚生:当时之所以答应,一是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香港已经回归了,我也完全可以退下来了,但我从来没有兴趣当官。“四校合并”虽然很难,但是国家建设确实需要人才,所以一定要干,反正60多了,最后能干一件事情也挺好。

 

第二,“四校合并”对浙大的综合实力可以大大地提高。这是我的母校,尽管我已经离开15年了,但一直在我脑子里,因为我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

 

第三,我们刘丹老校长一直有这个心愿。他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来浙大的,他对浙大的院系调整,也是耿耿于怀。所以1957年恢复理科也是他最早提的,1980年他主持浙大工作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四校合并”。他去世前,还对身边的同事说:“这个四校合并的事情,你们要放在心上。”他是我非常敬仰的老领导,我是他培养起来的,这也是他的遗愿。想到这几点,我最终答应回浙大。

 

高渊:从筹建到挂牌,只有4个多月时间,过程还顺利吗?

 

张浚生:新浙江大学筹建小组是1998年4月30日成立的,小组成员一共9人,除了我之外,都是原来四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我担任组长。我的办公室放在浙大,但筹建小组的会议每周轮流在四所大学开,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平等,不要以为浙大是老大,合并就是浙大要把其他学校“吃掉”。我在不同场合反复讲,我们是同根同源,兄弟平等,强强合并,没有大小之分。

 

应该说,从1992年开始,全国有不少高校合并,但没有哪个学校像浙大合并这样受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中央和省里答应支持8个亿。所以,虽然筹建过程中也碰到了很多矛盾和问题,但总体而言,外部和内部环境都很好。

 

高渊:花这么大力气推进“四校合并”,当时想过没有,到底要建设一所怎样的新浙江大学?

 

张浚生:就在我们筹建小组成立后没几天,那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行建校100周年校庆,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提出,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个目标是中央第一次提出来的,我们认为,也是对新的浙江大学的要求。

 

所以,我就正式提出,要经过15到2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浙大建校120周年前后,把浙大办成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我对未来浙大的发展目标就是9个字: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我引用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示新浙大一定要有这种雄心壮志,得到了不少赞同。

2005年10月14日 中外艺术家相约西子湖畔 10月14日,“相约西子湖”文人雅集活动在杭州西湖畔拉开帷幕,著名画家袁运甫(右一)和浙江大学前党委书记张浚生(右二)在活动中以西湖为景作画。本次活动以“和谐西湖”为主题,来自中国、俄罗斯、法国等8个国家的30多位艺术家和评论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新华社发


外聘院长:“聘请金庸先生,有些老师对此是有看法的,他们觉得一个武侠小说家怎么能当人文学院院长。”


高渊:1998年9月15日,新的浙江大学挂牌成立,人民日报等都是头版头条报道,在当时是很引人关注的新闻。

 

张浚生:我们筹建4个多月,就是为了这个历史性时刻。我当时一再强调,成立当天各校要把以前的校名牌子拿下来,实验室能改名的也要改过来,来不及改名的要用红布遮起来。9月上旬,我一个个校园去检查。看起来琐碎,但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一定要让大家都感觉到自己是新浙大人。

 

我们还讨论了另一个细节,就是成立大会的会标怎么写。写“浙江大学成立大会”?浙江大学本来就存在的,怎么能又成立的?最后确定为“新浙江大学成立大会”。

 

高渊:新浙大成立后,下属学院怎么组建,也是个关键课题吧?

 

张浚生:学科建设是一所大学发展的关键之一。当时学院组建的意见不是很统一,不少学科带头人担心,自己的学科在新浙大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空间。有人提出,恢复老浙大的七学院制,也有人建议设立47个学院。

 

我们对组建方案反复讨论,感觉如果学院太少的话,跟现在学科细分的大趋势不符,简单复古恢复7个学院肯定不行。但太多了呢,又很难管理。所以最终决定组建20个学院,现在看还是合理的,当然也有问题,比如材料和化工、机械和能源放在一个学院,它们之间确实有关系,而且并在一起容易管理,但可能各自独立为一个学院更科学。

 

高渊:新浙大成立后不久,外聘了不少名人担任各个学院的院长,这在当时很轰动。有人说,新浙大成功吸引了社会关注。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张浚生:学科建设的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教师,而各个学院的院长是带头人,必须既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又能团结人。出于这个考虑,我们理工农医的14个学院都尽量聘请院士来当院长。比如机能学院院长岑可法院士、建工学院院长董石麟院士等原来就是浙大的,有些学院浙大自己没有院士,我们就外聘,比如计算机学院院长李国杰院士、医学院院长陈宜张院士等。

 

人文学科有6个学院,这一领域没有院士,我们就请社会名流来当院长。比如管理学院请了高尚全,外语学院请了原柏林工业大学副校长施泰恩·米勒,人文学院请了金庸。

 

高渊:当时最大的新闻是聘请金庸担任人文学院院长,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据说你还力排众议?

 

张浚生:1985年我到香港工作,第一个月就去看望了金庸先生。他对我很热情,有意思的是,他没有请我喝茶,而是倒了一小杯白兰地。初次见面聊得很好,后来也一直有交往。

 

我回到浙大后,看到一则报道,金庸向媒体表示自己不再写小说了,很想有机会到北大或浙大做学问。正好新浙大的人文学院院长人选还没着落,我就和潘云鹤校长商量请金庸来,而且此前金庸已经是浙大和杭大的名誉教授,潘校长也觉得不错。我就马上打电话给金庸,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潘校长还利用一次去香港出差的机会,当面向他颁发了聘书。

 

但一开始,有些老师对此是有看法的,他们觉得一个武侠小说家怎么能当人文学院院长。为此,我们还在学校开了一次座谈会。我在会上说了几点:其一,武侠小说也是文学,小说家也是文学家;其二,金庸先生不仅是武侠小说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不仅报纸办得成功,还写了30年社论;其三,金庸还是历史学家,英文、法文甚至梵文都懂,我们的教授比他懂得多吗?

 

当时外面还曾经有个人,当面对金庸赞扬备至,过后却在电视里极力贬损金庸。我引用了杜甫的诗送给金庸:“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跟他说,不用去理这种人。可以说,请金庸来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是浙大办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高渊:金庸当院长当得怎么样?

 

张浚生:金庸先生担任院长后,跟院里关系很融洽,他非常尊重其他教授,自己为学生开讲座,带研究生,还为学院办了好几次高层论坛。他出面请人很容易,只要他签名的邀请函发出去,别人一般都不会推辞。

 

金庸是1999年3月正式出任院长的,当时他跟我有个约定,就是要跟我“同进退”。2004年,我卸任浙大党委书记后,他也不当院长了。

 

高渊:那些外聘院长为新浙大带来了什么?

 

张浚生:我们对他们的期待主要是三点:一是新浙大各学院的掌门人应该有新形象,必须是一流学者,不是挂牌,更不是炒作;二是他们人脉广,希望每年组织一些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他们自己也要开讲座;三是希望他们在浙大招收培养博士和硕士生。

 

这三点做到了,请他们担纲掌门就有意义。当然,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参与日常的行政管理,每个学院都配了相对年轻的教授,担任常务副院长。总体来说,外聘院长对新浙大的学科建设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一直关心学校和学院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种境界:“很多人问,浙大有没有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我的个人看法是,浙大在逐渐地靠近。”


高渊:从1998年新浙大成立,到2004年卸任,你当了6年浙大党委书记。你觉得,大学的党委书记应该怎么当?

 

张浚生:大学党委书记的关键是要抓大事。那时候,浙大每周三开校长办公会议,我从来不参加。每周四开党委常委会,我要求所有校长和副校长都参加。其中有一位副校长是民主党派,我也请他每次都列席。所以真正做决策的会议,就是党委常委会。

 

但有些事情我一般不管,比如财务,这应该由行政管。我当党委书记6年,经我手批的钱只有30万元。那次因为有急用,而校长正好不在,所以我就批了。

 

高渊:现在浙大是副部级,是不是从“四校合并”开始的?

 

张浚生:据说是从我开始的。 

 

我当时回浙大工作,教育部在任命我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我在1987年当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时,就是副部级干部,但教育部只能任命厅局级干部。最后就由中组部任命,说我不能降级使用,后面加了个括号:副部长级。

 

应该是从那以后,出现了一些副部级的大学。但大学要办好,高校管理人员一定要避免官本位思想,不能太热衷于做官。

 

高渊:1952年院系调整,把浙大拆分成了多科性的工科大学。1998年“四校合并”,浙大又回归了综合性大学的定位。你怎么看待相隔46年的拆分与重组?

 

张浚生:从1936年到1949年,在竺可桢当校长的那13年,是老浙大发展最快的时期。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能发展得那么好,主要因为竺可桢校长是一位热心于教育的教育家,加上本身是科学家。

 

建国初期,西方国家封锁我们,所以我们只能一边倒,倒向苏联。包括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是照搬了苏联。当时没经验,在院系调整时,把一些很好的综合性大学拆散了。苏联的教育制度也有它的优点,就是实用性强,上手快,所以工业化进程比较快。但他们把学校分得太细了,难以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

 

高渊:新浙江大学的合并重组,是我国高校体制改革的一大创举。这么多年过去了,浙大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浚生:最大的变化就是,浙大真正办成了一所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有很大的好处,在内部就可以交叉。原来的医科大学的重点不是科研,现在浙大的医科科研很活跃,而且成果不少。其他学科相互之间的交叉也很多,医跟工的交叉,医跟理的交叉,理跟工的交叉,理工跟文的交叉,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按各种指标来排,浙大基本上没有排在全国前5名之外的。总体来讲,浙大肯定是处在全国前列的学校。很多人问,浙大有没有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我的个人看法是,浙大在逐渐地靠近。

 

高渊: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四校合并”实现了当年的预期了吗?

 

张浚生: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结构和布局调整,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远,恐怕要几十年后才能下最后结论。

 

当年我就提出来,今后浙大的发展目标是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大学。应该说,现在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各界的普遍反映是,浙大的合并是成功的,甚至称得上一次成功的范例。因为合并后,教师实力、学科结构、学校扩建、办学规模、教学科研水平等,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国内名列前茅。

 

在“四校合并”初期,浙大有四位老教授在《光明日报》发文,说合并的结果是三种境界:一是机械的联合,二是化学的反应,三是生物的媾和。他们的观点我很赞同,要达到第三种境界,各学科互相交融,形成新的胚胎,孕育新的生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 视觉中国(资料照片) 图片编辑:项建英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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