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滴滴出行董事长兼CEO程维和滴滴出行总裁柳青终于姗姗来迟，于8月28日晚以联合署名文章的方式发布了郑重道歉。然而，此举远未平息公众沸腾的怒火。相比于这份诚意存疑的郑重道歉，公众更期待看到，接下来滴滴出行将会面临何种处罚。

程维和柳青的“郑重道歉”甫一发布，沸腾多日的舆情就犹如火上浇油，纷纷质疑道歉来得太晚、缺乏诚意、避重就轻等等。然而，平心而论，作为企业危机公关的常规手段，他们已经没有多少提升的空间了。要求他们从幕后走到前台公开现身，甚至像日本企业遭遇信任危机时候一样，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谢罪”，或者像网上一些人呼吁的那样，要求他们出席此次受害者的葬礼，这些都是不太现实的奢望。

犯错之后，企业是否反思、忏悔、改正，这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企业是否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以及付出何种代价。如果企业犯错之后无需担责，或者所谓的追责只是自罚三杯和罚酒三杯，那么哪怕他们的危机公关表演得更动情、更逼真，也难保他们不会一犯再犯同样的错误。相反，如果犯错之后追责毫不手软，犯大错之后甚至会直接导致企业破产倒闭，那么即使企业拥有炉火纯青的公关技能，恐怕也不敢轻易踩红线、闯雷区吧？

梳理“温州20岁女生乘滴滴顺风车遇害”案发后的新闻报道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此，至少已经有11个城市3个省份共14地交通、公安等有关部门约谈当地滴滴公司负责人，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甚至不排除下架滴滴出行APP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预测，滴滴因此次事件而受到的处罚很可能并不严厉。他们因此而无限期下架和重新评估顺风车业务，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可控的，不会对企业造成伤筋动骨的严重损失。待到风波过后，滴滴仍然是那个滴滴。这种过低的违法成本，对企业来说无异于变相的纵容和鼓励，使他们频打擦边球，甚至堂而皇之踩踏法律的红线和伦理的禁区。

事实胜于雄辩，以频繁闯祸的滴滴顺风车业务为例，就能看出不同的监管环境对于企业行为的巨大塑造作用。今年2月1日，滴滴出行在台湾地区市场开始上线“滴滴顺风车”业务。然而，由于被举报有营利行为而非“共乘”，顺风车业务仅在4月份就被当地监管部门开出9张罚单、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罚款，导致相关业务不得不下架。同样是在台湾地区市场，美国科技公司“优步”（Uber）也因自用车违规营利，受到金额高达约合2.4亿元人民币的重罚。严厉的监管环境迫使“优步”大幅度重塑了经营模式，使其更加合法合规。

反观内地市场，打着“顺风车”旗号，从事专职营利性营运的滴滴顺风车多如牛毛，可何时听说过车主或者平台公司被处罚过巨额罚款？甚至在频繁发生命案的情况下，滴滴出行仍然有望在约谈、整顿和公关之后轻松过关，而免于伤筋动骨的重罚。在如此宽松的监管环境下，滴滴出行能够杜绝下一宗命案，能够保证不再来一次“郑重道歉”的公关表演吗？看来很悬。

违法收益太高、违法成本太低，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频繁违法，甚至闯下大祸的重要原因。如果在第一宗命案发生之后，存在严重安全管理漏洞的滴滴出行就被处罚得倾家荡产，第二宗命案很有可能就不会发生。利用竞价排名方式发布海量虚假医疗广告的某互联网巨头企业，如果其违法后果不是日进斗金而是收监坐牢，那些无辜患者就不会因为被误导而付出生命代价。如果每一次泄露用户隐私信息都意味着巨额罚款，“5亿条开房信息网上公然叫卖”这种骇人听闻的大案就很可能可以杜绝避免了。

我们期待，一错再错的滴滴出行面临的是依法重罚，而不是自罚三杯或者罚酒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