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郑州空姐遇害；2018年8月，温州女孩遇害。三个月内，两起命案，社会舆论在讨伐凶手的同时，争议最多的便是滴滴顺风车的安全问题。两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罪犯均是通过大数据精准定位受害者。原本是为了更好服务乘客体验的大数据，怎么就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

社交属性背后的安全风险

从温州女孩遇害案看，滴滴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足够有效的反馈机制与应急处理机制——在紧急事件发生时，滴滴的客服受权限约束，只能“不紧不慢”地与用户沟通，也无法与警方建立足够高效的互信通道。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滴滴对于整个顺风车的产品设计也存在问题——过于强调社交属性而忽视了陌生人社交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并且还大大降低了接单司机的审核与准入门槛。这些设计上的隐患，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

从“顺风车”的字面意思上来看，滴滴毫无疑问是共享平台，承担为司机与乘客做出最佳匹配的使命。但很显然，滴滴的野心并非止步于此，从设计之初，滴滴便掺杂了诸多社交的属性。社交属性是最有效的内容传播方式，“内容+社交”的设计能够令一款产品迅速占领市场，并保持一定热度。面对社交市场这块蛋糕，滴滴难以割舍。在滴滴的宣传文案中：“滴滴让我遇见你”、“分享一个空座，让回家路上，多一个脱单机会”等充满着性暗示的社交宣传屡见不鲜。

社交意味着表露、信息分享，需要人们让渡出一定的个人隐私来获得相应的社交满足感。遗憾的是，表露与隐私之间的界限，却不由用户所掌握。在滴滴平台上，乘客的头像、性别、个性标签等在平台上暴露无疑，不法分子可以轻易根据滴滴上的个人信息挑选乘客实施犯罪，而司机的情况，乘客却一无所知；同时，滴滴未能明确在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免责条款”，对于个人隐私安全停留在机械保护的阶段，造成警方请求嫌疑人具体信息时被以“泄漏个人隐私”为由拒绝。由此，社交平台聚集的大数据在这两起案件中都起到了“帮凶”的作用。

如何让大数据发挥积极一面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产品出了事，平台需承担责任，这毫无疑问。然而，因为某个极端个案，就要关停整个网约车行业、甚至质疑共享经济的发展，这无异于因噎废食。事实上，在网约车尚未出现的时代，出租车上发生的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亦不在少数。所以，当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拨乱反正”，让大数据发挥其积极的一面，让共享经济在法治护航下走上正确轨道。

首先，要善用大数据，但不能过分迷信大数据。2018年滴滴开放科技日上，滴滴曾详细介绍了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重点分享滴滴在智能派单、地图、拼车和供需等领域的实践经验。5月空姐遇害案后，滴滴曾对顺风车及快车服务等进行了整改，其中一条整改措施是“车主每次接单前必须进行人脸识别，最大限度杜绝私换账号的可能性”，但是，在8月份的案件中，滴滴方面在其官方微博回应网友质问时称“在接单前通过了平台的人脸识别，但案发车牌系钟某线下临时伪造”。目前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是滴滴一家之言，但如果真如其所说，那么就证明人脸识别的安全性远远不够，依然存在漏洞。因此，完全依赖大数据和算法未必能确保万无一失，企业的责任心不能只停留于技术层面。

其次，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绝不可停留在机械保护的阶段。在温州女生遇害案中，滴滴平台出于运营的考虑，在提供嫌疑人个人信息时提出了等待警方介入、“证明警方身份“等占用黄金抢救时间等要求，未考虑到遇到危险的极端情况。借鉴国外平台经验，滴滴可在《隐私保护条款中》规定“免责条款”，当用户处于危险情况时，可主动向警方公布车主信息，配合警方调查。

最后，借鉴他山之石，促进完善技术创新。针对网约车存在的问题，国内外都有不少创新。比如，广州市天河区警方曾联合网约车推出了“微护航”服务，一旦途中出现紧急情况，群众点击黄色的“紧急报警”标志，公安机关马上可以接警处置。同时，还可借鉴美国Uber“一键呼叫911”的功能：呼叫时APP上会显示乘客的实时位置，乘客可以直接将信息告诉911接线员。Uber还在部分城市进行试点，允许乘客的位置信息和行程细节被自动传送给警方调度员，传送信息包括姓名、位置、车型、颜色、车牌号等，报警人甚至不用出声就能实现呼救。从这个意义上说，滴滴现有报警机制有很大完善空间。

网约车本身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当滴滴的产品价值观无法正确地运营网约车平台时，竞争者机制的引入或许能更快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新业态的出现，往往都会遇到各种问题，但要尽可能降低试错成本，决不能因为资本逐利而轻视法律的约束、放任悲剧的产生。对于网约车来说，一定程度上它们必须面对却又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与公共社会中隐藏的人性之恶做斗争。人性不可预知，但建立起合理且高效的制度是可以预知的。这一过程，需要企业、民众与管理者的多方努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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