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美国小提琴演奏家艾萨克·斯特恩来到北京和上海，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位来华访问的西方小提琴演奏家。斯特恩的中国之行被拍摄成电影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向世界呈现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

那时候还是“琴童”的徐惟聆和李伟纲都出现在了纪录片里。当时的他们想不到，30多年后，上海将创办一个以艾萨克·斯特恩为名的小提琴比赛。他们也想不到，自己将成为评委，与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以及行业精英并肩而坐，寻找小提琴的未来之星。

日本选手（上）在第二小提琴蒋逸文、大提琴尼古拉斯·萨瓦拉斯和中提琴李宏刚三位艺术家指导下进行练习。

1979年，那是最好的时机

1979年，艾萨克·斯特恩访华时带着他的儿子大卫·斯特恩，那时候他还是个羞涩的小男孩。大卫·斯特恩告诉记者，将中国之行拍成一部纪录片是在餐桌上决定的。“想法是我母亲提出来的，遭到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反对，大家觉得没有人看这样的电影。但母亲说，那是最好的时机。这不是一次音乐从西方向东方的传播，而是一次平等的交流。整个来访过程非常随机，但一些没有被计划过的美妙的事情发生了。”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里的徐惟聆正念大二。她曾迎接斯特恩一家人下车，为斯特恩拎过琴盒。此后，徐惟聆曾无数次回忆起那个重要的时刻：“他就好像神一样，突然降临在我们的生活里。我感到巨大的震动，从那时候起，我才真正走进了小提琴的世界。”

李伟纲当时15岁，曾在斯特恩的一场公开课上登台演奏。“当时非常紧张，表演完了我的腿还在抖。那是我人生中得到的非常重要一次指点，他当时给出的建议非常新鲜，他教我们如何用小提琴表达自己的情感。”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里15岁的李伟纲 资料图片

在李伟纲看来，那的确是最好的时机。1979年，中国音乐学院的小提琴专业已经停止招生了10年，正准备恢复并扩招。斯特恩的到来，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琴童的天赋，也影响了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未来。

走出去，赢得世界的掌声

1980年，在和艾萨克·斯特恩亲密接触后的第二年，徐惟聆启程赴美，在茱莉亚及曼哈顿音乐学院深造。1981年，李伟纲也公派赴美学习一年。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徐惟聆受过许多苦。“我记得那时候到纽约，手里只有25美金，只能边上学边打工。在超市当收银员、在酒吧洗杯子、帮别人看小孩，都做过。我还常常和胡咏言、谭盾、陈怡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一起到街上卖艺。纽约的冬天很冷，在冰天雪地里戴着露指手套也要拉琴。” 所幸，徐惟聆受的苦都没有白费，她逐渐在国际小提琴比赛中崭露头角，成为第一位在卡内基音乐厅及林肯中心举办音乐会的中国大陆音乐家。

而李伟纲在1983年和上海音乐学院另三位伙伴组建了“上海四重奏”。1985年，他们在第三届英国朴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中获得第二名，由此踏上世界舞台。35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在世界著名的音乐厅和音乐节表演，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李伟纲说；“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了，也有越来越多中国演奏家走向世界舞台，欧美人已经明白，亚洲人演绎古典音乐并不比他们差。”

模仿之后，找到自己的风格

从1979年开始，大卫·斯特恩来了许多次上海，每一次，这座城市的变化都让他惊讶。“上海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你在这里能看到许多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我相信，全球的历史就像一个循环，上海早晚会影响世界。” 在大卫·斯特恩看来，古典音乐也是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更多的是模仿，但到了现在，是时候找到自己的风格了。

艾萨克·斯特恩指导中国年轻人拉琴 资料图片

从两年前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开始，就特别设置了中国作品演绎环节。首届比赛，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为半决赛必选曲目，世界各地的选手都来学习和演奏中国风格，争夺“最佳中国作品演绎奖”。到了第二届比赛，作曲家陈其钢的新作《悲喜同源》将成为决赛决赛必选曲目。陈其钢期待看到，世界各地的选手能将同一部作品拉出不同的风格。

徐惟聆说：“中国人不能妄自菲薄，拉莫扎特不仅仅对中国人难，对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难。我们要拉莫扎特，也要让全世界都来拉中国作品。希望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能推动中国作品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