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对于我个人来说，感受到的变化也是无以计数。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电话发稿”的事儿，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家在电讯方面四十年间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就读的纺织技校因三年困难时期粮棉欠收，学校解散而去工厂当了机修徒工，因为喜欢写写小物事，时常在报上发表“豆腐干”文章，自以为是个有范的“文学青年”，简称“文青”。那时候向报社投稿，虽然没有现在发个电子邮件快捷，但也是非常简便的。那时候寄信投稿，是免邮资的，只需在信封写上报社地址和“稿件”字样，并在信封的右上方剪去一角，丢到路边任何一个邮筒，稿子就会在当天或者隔天送达报社编辑的面前。我在工厂当徒工时，一直是这样投稿的。

我年届十八时被批准参军入伍，当上一名解放军铁道兵战士。当年，部队受命驻扎在福建的北部山区，为了在崇山峻岭中修筑一条森林铁路，将那里茂密的森林中砍伐下来的木材通过火车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到了连队后，我当上了通讯员兼文书。因为我在当兵前已有几年投稿经历，所以对着几张军队报纸就技痒起来。结果试写了几篇连队生活的稿子，竟然先后被刊登出来。后来我为兵种报《铁道兵报》写稿甚多，被报社聘为通讯员，因而与几个编辑也熟悉起来，虽未谋面，但他们有时也会与我打电话或写信联系，告诉我报社近期有什么报道重点，而我会按照要求去采访，写成一些稿子寄去。

在部队里，战士寄信或向报社投稿是很方便的，只要在信封上盖上一个红色的三角形章，便可通行天下。只是那时交通不便，邮路不畅，一封信往往会在路上跑上两三天才能抵达收信人手里，我所在连队驻扎在福建山区，去最近的县城邮局也得走上半天时间，信件再换乘火车轮船，慢吞吞地费上不少时日。所以，我们当时看到的兵种报只是一周两刊，刊登出来的稿件时效性要差多了，每篇新闻稿导语的起首几个字大都是惯用“日前”“前不久”“近日”等。有时在出版的隔天，部队又有突发新闻需要报道，如某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某大桥架梁合龙等，而报社记者一时下不来，靠邮路寄又太慢，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电话发稿”。

什么是电话发稿？

就是报社编辑与通讯员约好时间，通过长途电话，通讯员把写成的稿子一句句念给编辑，编辑在电话那头一句句记录下来，待稿子念完，编辑等于收到了一篇从千里之外及时发来的新闻稿件。这样的稿件经过编辑，往往会在次日出版的报纸上刊登出来。　

六十年代，我国通讯技术十分落后，人们之间的“隔空”联系除了书信还有电话、长途电话以字计价的电报，至于传真机，那时闻所未闻。

有一次，我所在部队通过全体官兵半年多的鏖战，建成一条数十公里长的建西森林铁路并将通车，报社编辑说这是很好的新闻，要我在当天把这一消息写成稿件，晚上用电话向他发稿，约定时间在十时过后。　

为什么约在晚上十时过后呢？　

这是因为，那个年代我国通讯事业甚是落后，从我在南疆山区的部队里打电话到北京报社，只能靠长途电话。而通往北京的“长话”线路只有那么几条，而每天又有多少“长话”从各地与北京连接，拥堵和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况且，在“长话”的长长线路中，又设有许多中转站，得靠一站一站的接线员人工连接，“断线”现象时常发生。有时碰到线路忙，要拨打的“长话”半天都无法接上。因此，相对而言，到了晚上十时过后，长话线路会空一些。

发稿那晚，待到九时，司号员吹响了熄灯号，沸腾的军营顿时安静下来，整个山区也变得寂静无声，只有站岗哨兵端枪站在哨位上，警惕地守护着。而我为了发稿使命，独自静坐在连队值班室，等待约定的时刻到来。　

那天也巧，到了约定时间，我一挂“长途”就与赵编辑接上了。因为要节省通话时间，我直奔主题开始念稿，先是题目，后是报道内容。我在电话这头念一句，赵编辑在电话那头重复一遍，很快记下。就这样，约莫十多分钟后，一篇三四百字的稿子“发”完了。　

另一次，到了“电话发稿”约定时间，挂了七八次电话都没有联系上，结果到了第二天凌晨才挂到。待到稿子发完，东方既白，我想北京报社的编辑与我一样，熬了一夜。让我记忆犹深的是，有时虽接上了长途，可没说上几句话就断线了。那就要重新“等线”，有时苦等半天也接不上，让人一筹莫展。故而，赵编辑告诉我，“电话发稿”要抓紧时间，尽快把稿子“发”完，所以稿子不能太长，要短小精悍。另外念稿人的普通话要标准些。而我不仅普通话说得差，且乡音很重，有时一句话说几遍对方才明白。幸好，赵编辑是上海人，能听懂我的“苏州普通话”。　

而今通讯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电话发稿”早已被淘汰。只有我等喜欢写写稿子的老通讯员，还依然记得曾经多少年前有过的这一种投稿方式。

“电话发稿”的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