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刘东锋
日期：2021-12-10
刘东锋
就在中国努力克服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稳步推进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办工作的时候，国际上却传来不和谐的杂音。12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不会派出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以此正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暴露出其将冬奥会当作政治筹码的意图，也让一些反华势力蠢蠢欲动。尽管抵制的操弄来势汹汹，却掩盖不了反华势力虚弱的本质，也改变不了其必将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
出于政治目的的抵制奥运会，违反《奥林匹克宪章》，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践踏和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破坏，很难得到国际主流民意的认同。从法理上讲，依据《奥林匹克宪章》，奥运会实际上并不属于主办国家，而是属于代表奥林匹克运动最高权力机构的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通过与主办城市签订主办合同以法律的形式将某一届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委托给该城市及其所在的国家奥委会，主办国履行的是对国际奥委会的合同义务和对国际社会的公开承诺。对奥运会的抵制，会直接危及奥林匹克运动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奥委会一直视政治干预为重大威胁，并恪守政治中立的立场。
无论是古代奥运会的“神圣休战”，还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高举和平的旗帜，体现的都是人类社会对和平的共同向往，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根本价值追求。定期举办的奥运会，为来自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种族和信仰的人们搭建起沟通心灵的桥梁，使人类能够有机会跨越分歧、展现团结，即使面对至暗的时刻仍旧能够保有希望之光。企图发动对北京冬奥会的抵制，人为地筑起“高墙”，必遭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坚决反对。
奥运会无与伦比的全球影响力，使其很难完全摆脱地缘政治的干扰，也曾多次变成大国博弈的角力场。短短百年现代奥运史就曾多次发生过抵制运动，但从政治效果上看，这些抵制最终都是徒劳的，受伤害最大的往往是运动员。以史上最大规模的奥运抵制为例，198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对莫斯科奥运会发起抵制，最终导致60多个国家拒绝参赛。然而抵制并未能对苏联的入侵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反而导致成千上万无辜的运动员奥运梦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该次抵制还直接导致4年后苏联联合十多个国家对洛杉矶奥运会进行报复性抵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以至于2020年7月19日，在莫斯科奥运会开幕40周年之际，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赫士兰德还要致函向当年被迫失去参赛机会的运动员们表示歉意。
也许正是因为吸取了这两次大规模奥运抵制均遭失败的教训和基于现实利益的权衡，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再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奥运抵制运动。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反华势力大肆鼓吹和炒作抵制北京冬奥会，国际社会却应者寥寥。即使是美国，这次也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禁止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而是玩起了所谓“外交抵制”的把戏。然而，连东道国的邀请函都未收到，就急急忙忙地宣称要“外交抵制”，实在是荒唐得令人莞尔。
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借口牵强可笑，只会自取其辱。在抵制者的炒作中，最主要的借口就是中国在新疆地区实施了所谓“种族灭绝”政策。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反华势力抹黑中国形象、攻击中国政府而编造的又一谎言，其本质就是要遏制中国的正常发展与民族复兴。然而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年3月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上，64个国家发表共同发言，支持中国的涉疆政策。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举办奥运会完全适应其经济社会发展实力，也合乎国际道义。作为负责任大国，未来中国还要举办更多的全球顶级赛事，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要求，更是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西方国家要习惯这一事实，与中国一道共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和世界体育事业向前发展。如果有少数国家一意孤行发动抵制，中国无疑有足够的能力与手段进行反制。
综上，抵制北京冬奥会于法无据、于情不合、于理不通，注定失败。对此，我们要更加理性、更加自信。2008年北京首次举办奥运会时，反华势力就曾经发起过抵制破坏活动，最终中国为世界奉献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夏奥盛会。这一次，我们一定能再次排除干扰，用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作出最有力的回应。
（作者为上海体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