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吴才唤
日期：2021-03-30
■吴才唤
在中央档案馆的文件库房里，有两万多件特殊文献静静地躺在那里。它就是当年由中共上海市委转交中共中央的“中央文库”。这批文献囊括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档案史料，如中国共产党早期、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各种电报和文件。
守护人对党赤诚忠心的品格、敢于斗争的意志和善于斗争的艺术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惊心动魄、斗智斗勇的故事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宝贵教材。
维护文库安全 阐释对党忠诚
在建立、保管、守护“中央文库”的过程中，亲历者无不抱着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
周恩来是建立“中央文库”的直接策划者、推动者和领导者。1930年4月，由于环境恶劣，中央发出了“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的指示。到同年10月，文件保管处集中了一大批文件。于是，党中央撤销文件保管处，同时成立“中央文库”，由周恩来直接联系。
从1928年到1931年，邓颖超作为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在党的组织关系上直接领导“中央文库”党小组。当时，“中央文库”负责人到冠生园与周恩来联系时，基本都是邓颖超接待的。
还有一位亲历者是瞿秋白。1931年1月，周恩来请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瞿秋白在总注中特别说明文库“备交将来的党史委员会”，并在“将来”两字旁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中央文库”历任保管人在守护、转移、押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沉着、冷静、机智和顽强斗争品质，也与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支撑分不开。
保管人陈为人一心扑在文库工作上。为了使文件更加有序、缩小体积，他不畏酷暑严寒整理装箱，不顾重病缠身编写《开箱必读》，在生命最后时刻还一再向党组织请求“我要工作”，还说“如果出了问题，无法挽救，就放火烧了我的家，我要与文件共焚”。
保管人缪谷稔在弥留之际对妻子说：“咱保存的东西，比金子还贵重，比生命还值钱，你要替我全数交给党组织。”
保管人陈来生说：“一旦我牺牲，解放以后，你们要找解放军进城部队最高指挥员，当着他的面打开宝库，不见不打开。”
通讯员郑文道用两次自杀直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方式，严守了党的秘密，维护了文库的安全，阐释了对党的忠诚。
有的假扮夫妻 有的全家出动
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以“保全党的历史文件，陈来生同志光荣受奖”的标题，在头版登载了中共上海市委表彰守护“中央文库”七年之久的陈来生及其家属的书面嘉奖。
此前，9月18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就转移、保管、上交“中央文库”有功人员给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做出了“请你处先予奖励”的指示。有个细节是，毛泽东在批示中亲自将“同志”圈改成了“人员”，把表彰范围从党内扩大到党外。
“中央文库”是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下保管和转移的，不仅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租界巡捕房的搜捕，还有来自黑社会的骚扰。因此，“中央文库”的保管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家庭化”的管理方式。保管人员化装成“平民百姓”，有的假扮夫妻，有的全家出动，用智慧和勇敢把文库隐藏在旧上海的“十里洋场”之中。
当时，陈来生和他的父亲、弟弟、妹妹扮作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利用菜篮子、面粉袋等工具暗藏文件资料，跟随在真正的小商贩后面，越过一道道敌人封锁线，绕过一个个明岗暗哨，成功转移了文库。
正是基于这种“小鱼钻网眼”的斗争精神、斗争艺术、斗争本领，“中央文库”才能在敌人眼皮底下游刃有余：既居住过奢华的花园洋房、石库门，也寄宿过工人的亭子间；既成功受过招商局姨妈、阔太的“庇护”，也曾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青帮头目的公馆隔壁为邻，甚至还“睡”在法租界巡捕的楼上。
在守护“中央文库”的斗争中，保管人除了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工作纪律之外，还规定了四条生活纪律，即反对腐化、浪漫化、官僚化和简单化。他们认为，生活腐化会导致政治思想的堕落，行为浪漫会暴露秘密工作的身份，官僚化会脱离群众，简单化会误大事。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馆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