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的图书馆

■本报记者张凌云

“希望图书馆永远不倒，下学期还能见到你们。”某一年学期末，廖细雄在一张留言卡上，读到了这一段留言。她是公益项目微澜图书馆在北京博文实验学校的五馆馆长。

每当廖细雄和其他志愿者踏进教学楼，总能听到孩子们的问候，“叔叔阿姨，今天图书馆开馆吗？”

上午10时半，学校三楼的走廊边，门上的挂牌被翻了个面，“开馆啦！”

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拥了进来。这样的图书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打工子弟学校里，至今一共开办过60所，服务过近5万人。但由于部分学校的合并、关停，有16所图书馆也随之停办。

从2017年起，微澜图书馆项目招募、组织全国的志愿者，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和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中心合作，运营小型图书馆。在这期间，他们为流动儿童持续、稳定地提供教育和文化服务，希望每个流动儿童都享有公平、优质、适宜的教育。

他们给图书馆起名“微澜”，意为“浪成于微澜之间”。这一间间小小的图书馆里，孩子们体验着阅读的快乐。

城市边缘的图书馆

这间改造成的图书馆，大小和教室差不多，欧松木书架靠着屋子的墙摆放。馆内的图书超过1.2万册，历史借阅总量接近4万册。这里曾经服务过1670名学生。

北京东南角，五环外的博文实验学校，藏在物流集散地和厂房之间。穿过一溜被铁皮挡起来的低矮平房，才能寻到这里。这里是离市区最近的打工子弟学校之一。

大货车在附近整装待发，奔向各地。这所学校里的孩子，也都从全国各地而来。这些孩子的家长，基本都是在菜市场卖菜、在建材市场卖油漆、跑网约车、送外卖……孩子们常年跟随父母在大城市打工，却很难在大城市的公立学校拥有一张课桌。

廖细雄和馆里的志愿者们，见证了这座打工子弟学校的变迁。刚来时，教学楼旁的厕所还是旱厕，如今已经改建为冲水厕所，操场也铺上了新的人工草坪。

2017年底，学校也有了装饰一新的图书馆。于涵喜欢这个图书馆。从一年级开始，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只要是课间和午休时段，在图书馆的角落，总能看到他埋头看书的身影。

于涵来自东北。这几年，不同的身份在他身上不停切换。曾经，爸妈远在北京打工，他是个被姥姥、姥爷带大的留守儿童。到了上学的年龄，他被爸妈接到了北京，成为一名流动儿童。然而，在大城市成长起来的他，却没能得到和同龄孩子同样的成长体验。

在北京这几年，于涵没有去过书店。获得课外书的机会，通常来自考得了一个好成绩后。书的种类，也基本上是老师推荐阅读的故事书。妈妈在网上下了订单后，这些故事书随着包裹，来到于涵手上，被他翻了一遍又一遍。

一家人住在两间平房里，出租屋里没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容得下一个书架。妈妈买给于涵的课外书，都被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放在地板上。

塑料袋里的书没法满足于涵。学校图书馆里更多的书带着于涵走进一个从未体验过的世界。

于涵手上正打开的是一本有关恐龙的科普绘本，被孩子们翻看得快脱了页，定价超过200元。于涵说，这些书妈妈不可能给他买。

在魏佳羽看来，这些孩子，是“时代进程中的承压者”。魏佳羽曾经跑过北京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作为微澜图书馆项目所在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他被公益行业的朋友称为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活地图”和“数据库”。2018年，魏佳羽靠着地铁、公交和单车，48小时内走访了30多所学校。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拜访过不少打工子弟学校。有人问他缘由，他回答：“我怕再晚一些，有些学校就消失了。”

很多次，魏佳羽在五环、六环外的一些学校驻足，看着生了锈的铁门、褪色脱落的墙皮和遍地丛生的杂草，心里嘀咕，“眼前的这个学校，真的还有学生在读吗？”

唤醒图书馆

2017年，微澜图书馆的发起人左樵发现，有一类图片频频出现在打工子弟学校的新闻里：企业、志愿者给学校捐书。这些书最后放在了哪里？有被利用起来吗？

他带着这个疑问探访了许多打工子弟学校，但最后发现，绝大多数书送到以后，都原封不动地摆在书架上，落满了灰，连门上的锁都生了锈。很多书因为漏雨而被水浸泡，最后发霉破烂。

左樵和同事们给100多所学校打电话询问，70多个接通的电话里，48所学校有图书馆，但只有十几所开放图书馆供学生借阅。开不了馆，因为没人管理。很多老师一周要上25到30节课，几乎天天从早忙到晚。大多数学校师资紧张，没法再为图书馆腾出人手。

所谓的图书馆管理员，实际上是钥匙保管员。图书馆最后的归宿都成了学校的仓库。

博文实验学校是仅有的几所开放图书馆的打工子弟学校之一。图书馆管理员是学校里唯一一位美术老师，但他每日得跟校车，还需要负责维持食堂秩序，再没更多的精力分给这个少有人问津的图书馆。

廖细雄清楚地记得，刚刚接手图书馆时，这里的电脑一年没开过，借阅记录得靠手写。图书馆除了书，还堆满了画板和画纸，杂乱不堪，“美术老师告诉我，因为在这里办公，他从来没有穿过一件干净的衣服。”

微澜的工作人员不希望对这些流动儿童的阅读支持止步于捐钱、捐书，“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培养阅读能力，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持续且稳定的环境。”廖细雄说。

他们想到，要用人来盘活这些“沉睡”着的校园图书馆。左樵说，在招募志愿者之初，他们有意从不同社会背景和职业中挑选候选人，“让多元化身份的志愿者能够走进这些流动儿童群体里。”2017年9月，在微信群、朋友圈宣传后不久，微澜图书馆项目收到了近90份志愿者申请。

申请者的热情出乎意料，第一个馆的20个志愿者名额被秒抢完。

两三年来，报名当志愿者的，有退休多年的教职工，有全职妈妈，有外企白领，也有在校的大学生。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分馆里，每周定期去图书馆志愿服务。他们中，有的退休阿姨每天都守在图书馆，一周跑三个分馆，最后成了馆长。社区记录里，一位志愿者服务时长高达1882小时。有的年轻白领趁着午休的时间，骑单车奔向最近的图书馆，服务完再赶回公司。廖细雄住在河北，从家赶到学校得花上2个多小时，但她却坚持每周都到岗。

3月初，历经几个月的志愿者招募后，四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图书馆终于起步。

微澜图书馆的项目负责人之一岳毅桦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老师告诉岳毅桦，如果不是额外要求，很多孩子的课外阅读量，基本为零。其实人手并不够，但岳毅桦想着，还是尽快把图书馆开起来。

周六上午的教室里，从各个班级搬来的课外书，一摞摞摆了整整一大圈。四五个志愿者一整天的工作，就是把合适的书挑出来。

大多数学校其实并不缺书，少则几千本，多则上万本，但良莠不齐。岳毅桦问来帮忙的志愿者：“如果你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哪些书你会给自己的孩子看？”

带有血腥暴力、成人色彩浓重、已经破损的书，都要剔除。一上午筛选下来，留下的只有30%。志愿者最后用募集来的钱，买书填满图书馆的书架。然后他们给书贴码、录入、分类、上架、写上索书号。

摆放书也有讲究。考虑到小学生的身高，带注音的绘本和故事书，摆在最底下，便于低年级的孩子抽取，两至三排，放上了科学、文学类书籍。廖细雄特意从家里带来一块漂亮的桌布做装饰，志愿者们心目中的优质书，被摆放在大桌上，成为“今日推荐”。

在2017年底，筹备图书馆之初，他们偶尔也会担心，这些孩子愿意来图书馆看书吗？很快，这些顾虑就被打消。志愿者们还在整理书籍时，就有很多孩子趴在窗前看，舍不得离开。待到开馆后，借书的队伍常常从服务台排到了走廊，甚至延伸到操场。

什么叫“借书”“还书”

新学期开学，来借书还书的孩子们，给廖细雄带来了一个消息：因为需要在班级午休，老师要求他们中午不能在图书馆停留太久。

廖细雄经常自嘲，她的五馆是一间没有太多“规矩”的图书馆。比如，图书馆的门，她从来不锁，她希望，即使在志愿者离开后，想看书的老师和学生依然可以进来。如果有孩子丢失了书，她也只要求补上一本类似的书，即使很多时候，学生补来的书并不符合图书馆的标准。“我不想看到的是，有孩子因为不小心丢了书，从此再也不敢踏进图书馆的门。”

她乐意看到的是，午休时间，图书馆里挤满了来看书、借书的孩子，即便志愿者们忙到头都抬不起来，一中午都吃不上一口饭。无论孩子们看书时是坐着还是趴着都不要紧，只要不大声喧哗、不打闹就好。

在她心里，这里应该永远为师生敞开大门。“我们的想法就是，在学校开图书馆，只要给我们一间空屋子，尽量不要给学校添麻烦。”廖细雄说。

他们遇见过很多友好开明的校长和老师，但摩擦偶尔仍会出现。有的孩子上课偷偷翻了借来的书，在家不写作业，书被老师和家长没收。他们在后台查看借阅数据，常常会发现一整个班的孩子没有借阅记录。志愿者跑去问孩子，才知道，因为怕学生看课外书影响学习，班主任干脆收了所有人的借阅卡。

还有一次，一位班主任离职后，所有学生的借阅卡不知所踪。值班的志愿者在那天的日志里写下：“打工子弟学校老师的流动性，依旧是个很大的问题。”

志愿者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很多老师和家长来说，让孩子能够享受课外阅读，并不是一件天然被接纳的事。

在微信群里，志愿者们经常会针对图书馆的问题，掀起一波又一波讨论，甚至是争执。争论的点很多，比如，某些书适不适合继续留在书架上？午休时间孩子们在图书馆里的适当声响是否被允许？

岳毅桦有时候觉得，可以不那么严格，她听说，在很多学校里，孩子们在走廊奔跑，也是禁止的，“也许，图书馆可以成为他们在校园里喘口气的地方。”

最初，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叫“借书”“还书”。他们需要老师花一堂课的时间答疑解惑后，才知道如何拿着手中的借阅卡，去获得一本想看的书。

一开始，很多孩子感兴趣的甚至不是书，而是用来扫码的设备。一到课间，不少孩子会拥到志愿者跟前，想试试那把“枪”。

志愿者们给孩子们发放心愿卡，希望他们写上想让图书馆添置的书。很多学生把卡带回教室，再交上来时，很多人只写了相同的一本，空白的卡也不在少数。

岳毅桦感慨，“很多孩子的脑海里，根本没有多少阅读的概念，也不知道要看什么书。”

但孩子们的阅读大门正在被逐渐打开。每当图书馆开馆，孩子们都会拉来几把椅子凑在一起，三五成群地捧起书来读。

他们最开始争抢着看《淘气包马小跳》《大中华寻宝记》，后来会主动拿起《西游记》《三国演义》。

志愿者的想法，也不止于帮孩子还书借书。他们走进教室，带着书到低年级的课堂里上绘本课，也邀请老师带着学生，到图书馆里上阅读课。

即便是原本不爱读书的孩子，也能在这里落脚。岳毅桦记得，有个在学校常常被嘲笑的女孩，也经常会出现在图书馆里，但她一直闷声不说话，被欺负时，总是激动反抗。岳毅桦主动邀请她一起读绘本时，她只挑了一本《我好生气》。岳毅桦被触动了，带着她一起看绘本，教她如何控制情绪，“虽然她偶尔还是会发脾气，但她只要情绪上来了，总会来到图书馆，找这些书看。”

久而久之，这些志愿者在这些孩子眼里不仅仅是叔叔阿姨，也是可以分享心事的朋友。

“我希望永远不毕业”

两年前，因为之前的学校被拆除，于涵转到了现在的这所小学。令他欣喜的是，转来了新的学校，他依然能见到微澜图书馆，甚至看到了熟悉的志愿者阿姨。

每学期开学，都会有零星几个孩子，到志愿者跟前，说要办卡。廖细雄上前询问，他们大多都是从其他学校分流而来。

在魏佳羽跑遍北京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3年后，很多学校被拆除、关停了，几个图书馆也随之走到了终点。

志愿者们眼看着借阅系统里的学生人数，从历史最高的800多人，渐渐下降至200多人，最后，在微澜的社区里，分馆被标记上“已停办”。2020年疫情期间，微澜的这群志愿者接连在几个图书馆的群里，收到校长发来的信息，“学校要关了！”

有些学校一直是亏本运营的，挨过最后一个学期，校长给志愿者发来私信，不好意思地试探着询问，能不能暂时关了取暖器。

他们甚至来不及感伤。在与学校的合约里，微澜约定，志愿者们捐赠的图书，都归学校所有。但是好几个学校关闭后，校长都同意把图书馆里的书搬运到需要它们的地方。

书被转移到新的学校。原本看过这些书的孩子们，幸运如同于涵一样，还能再次相遇，有的则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回到家乡。

于涵说，再过两年，小学毕业后，他就得回老家读书。爸爸妈妈带着即将上幼儿园的妹妹留在北京，他又将成为留守儿童。这所学校里，绝大部分孩子的求学轨迹都是相似的。

廖细雄记得，曾经有个男孩，每天都来图书馆看书，他还会主动帮着志愿者一起把书整理上架，话不多，却总在默默做事。毕业离开北京前，他告诉志愿者们，等长大了，还希望能考回北京，也要做一名志愿者，为图书馆服务。

每年，微澜图书馆的志愿者都会让孩子们在卡片上写上心愿和对图书馆的建议，廖细雄把这些卡片都收藏了起来。

有孩子在这些纸片上写着，“我希望永远不毕业，跟我的好朋友永远不要分开。”他们对图书馆也依然抱有质朴的念想，“我希望图书馆能一直开下去。”